“凶手没有案底，这就难办了。”李建军揉了揉太阳穴，“再去阿远家附近走访，一定要找到更多关于‘阿坤’的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名住在阿远家楼下的老太太提供了一个细节：“12月19号凌晨，我起夜的时候，看见一个男的从楼上下来，背着个黑色的包，走路急匆匆的，好像怕被人看见。他穿的衣服，跟阿远家帮工平时穿的那件蓝色夹克一模一样。”
“他长什么样？”李建军追问。
“天黑看不太清，就记得颧骨挺高，眼睛小，走路有点外八字。”老太太回忆道。
结合这些线索，李建军断定：“阿坤”有重大作案嫌疑。可这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照片，没有真实姓名，没有老家地址，连身份证信息都查不到。
民警只能请来画像专家，根据商户和老太太的描述，一点点勾勒“阿坤”的样貌——颧骨高、下巴尖、小眼睛、左嘴角有个痦子，穿蓝色夹克，走路外八字。
“对了！我弟在市场后面还有个平房，是用来做羊杂的！”阿强突然想起一件事，“他说那里腥味重，不让德美和孩子去，平时只有他和阿坤在那里忙活。”
2017年3月1日下午，李建军带着民警赶到那间隐藏在胡同深处的平房。院子里杂草疯长，比膝盖还高，墙角堆着几个生锈的油桶，一扇破旧的木门虚掩着，门上的铁锁已经锈得打不开。
“你们闻！”一名民警突然停住脚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比阿远家更浓烈的腐臭味，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
李建军顺着气味找去，在院子角落发现了一口地窖——井口用一块厚厚的木板盖着，上面压着几块砖头，缝隙里渗出黑色的液体，黏糊糊的，一看就不对劲。
“小心点，慢慢掀。”李建军和一名民警合力掀开木板，一股恶臭瞬间喷涌而出，几名年轻民警忍不住转过身干呕。
借着手电筒的光，地窖里的景象让人头皮发麻：破旧的纸箱、生锈的铁锅、散落的塑料袋堆得满满当当，而在杂物堆的两侧，两具蜷缩的尸体赫然在目——一具是成年男性，穿着灰色棉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
另一具是年幼的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身上还穿着粉色的睡衣，正是阿远和他的女儿。
法医随后赶到，经过初步勘验，两人的死亡原因与张德美一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应该在12月17日至18日之间。
“包头已经十多年没出过这么残忍的灭门案了。”李建军看着地窖里的尸体，心里像压了块石头，“这家人没得罪过谁，到底是谁下的狠手？”
技术人员在平房里提取到了大量DNA样本，与之前烟蒂上的DNA比对后，结果完全一致——都是“阿坤”留下的。
“凶手就是他！”李建军攥紧了拳头，“现在的问题是，他到底是谁？跑哪去了？”
民警扩大了排查范围，调取了包头市所有车站、机场案发前后的监控录像，终于在出租车公司的系统里找到了一丝线索：
2016年12月26日，一名与“阿坤”画像高度相似的男子，在包头火车站打车，目的地是山西阳泉。
“他可能逃去山西了！”李建军立刻联系山西警方，请求协助调查。与此同时，负责追查失踪物品的民警传来了好消息：张德美女儿的校讯通手机，在山西阳泉的一家二手手机店里出现过。
“老板说，这部手机是两个月前收的，卖手机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东北口音，说手机是自己女儿不用的。”
民警赶到那家手机店时，老板已经记不清男人的具体样貌，只记得他当时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遮住了大半个脸，付款的时候用的是现金，没留下任何身份信息。
阳泉火车站附近的棚户区成了重点排查区域。这里鱼龙混杂，住着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大多租住在廉价的窑洞里，流动性极大。
李建军带着民警分成多个小组，穿着便衣挨家挨户走访，每天从清晨查到深夜，终于在3月8日清晨有了发现。
“李队，你看那个人！”一名年轻民警指着远处，一个穿着蓝色夹克的男人正推着自行车走出胡同，颧骨高、小眼睛，走路外八字，跟画像上的“阿坤”一模一样。
李建军使了个眼色，几名民警悄悄围了上去。“同志，麻烦停一下。”男人听到声音，身体明显僵了一下，想要骑车逃跑，却被民警一把按住。
“你叫什么名字？”李建军盯着他的眼睛。
男人沉默了几秒，突然瘫坐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抖着手抽出一根点燃：“我知道你们找我干嘛……包头那一家三口，是我杀的。”
在阳泉市公安局的审讯室里，男人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吴思坤，52岁，黑龙江人，之前在老家因盗窃被判过刑，刑满释放后就四处流窜，来到包头后化名“阿坤”，在农贸市场卖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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