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的第一次杀人。很多年后他在审讯时说：“那时候我就知道了，杀个人跟杀只鸡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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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狱成了犯罪学堂
1979年春天，王万明在县城机械厂偷自行车时被逮个正着。
警察从他住处搜出了十几块不同品牌的手表、两架半导体收音机，还有一本写满淫秽幻想的笔记本。
法官看了看卷宗：盗窃、流氓行为，判了三年劳教。
如果监狱是所学校，王万明在这里修的是“犯罪学”专业。
他认识了因抢劫入狱的“刀疤刘”，学会了用一根铁丝开三簧锁；听了强奸犯“花裤衩”吹嘘作案经历，知道了要选下雨天——雨水能冲掉痕迹。
1981年夏天，提前释放的王万明回到村里。出狱第三天的半夜，他被隔壁新婚夫妻的动静吵醒。
月光透过窗纸，他盯着房梁上晃动的蛛网，突然起身翻过两家之间的土墙。
新媳妇周晓芸独自在家——丈夫去镇上卖粮了。王万明用刀撬开门闩时，周晓芸正在灶台边洗碗。
她回头看见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邻居，还没来得及问“万明哥有啥事”，就被捂住了嘴。
事后，王万明系着裤带说：“敢说出去，杀你全家。”
周晓芸缩在墙角瑟瑟发抖。但她丈夫回来后还是发现了异常，拎着柴刀冲到王家。这一次，王万明被判了五年。
在监狱里，他学会了更重要的事：伪装。他积极劳动，主动打扫监舍，甚至帮助不识字的狱友写家书。
管教民警在记录本上写道：“王万明改造态度端正，有悔改表现。”
他们没看见的是，夜深人静时，这个“表现良好”的犯人正用指甲在墙壁上刻下一道道计数符号——每一道代表一个他幻想中的受害者。
1984年，王万明染上肺结核。监狱医院里，他躺在病床上剧烈咳嗽，咳出的血沫染红了枕巾。
两名狱警带他去市医院复查，在医院食堂排队打饭时，他突然弯腰捂住胸口，狱警连忙扶他坐下。
“厕……厕所……”王万明脸色惨白。
狱警犹豫了一下，解开了他的手铐。王万明踉跄走进厕所隔间，反锁了门。
两分钟后，外面传来“咚”的一声闷响。狱警踹开门，只见人倒在便池边，额头磕破了皮。他急忙转身去喊医生。
脚步声远去后，王万明睁开眼，翻身爬起，从厕所窗户跳了出去。窗外是医院的后巷，堆着废弃的医疗器械。
他扯掉病号服，里面穿着早就准备好的旧工装，混进了街上熙攘的人流。
这一逃，就是千里之外的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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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重人生：果园主人与夜行恶魔
1990年的西安雁塔区雷家寨村，来了个东北口音的男人。
他自称王建国，老家遭了灾，出来谋生。村里果园主赵老汉看他手脚麻利，雇他看守果园。
王万明（此时他对外叫王建国）确实勤快。天不亮就起来修剪果枝，下午挑着粪桶施肥，晚上抱着猎枪守夜。
村里寡妇杨小翠家缺劳力，他主动去帮忙挑水劈柴。一来二去，这个话不多但实在的东北汉子，打动了丧夫多年的杨小翠。
1992年春节，两人摆了桌简单的酒席。村干部做主婚人：“王建国同志，以后就是咱雷家寨的人了！”
宾客们鼓掌，没人注意到新郎官笑容下的异样——他的目光扫过席间几个年轻姑娘，眼神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贪婪。
儿子出生那天，王万明在产房外蹲了一夜。护士抱出婴儿时，他颤抖着手接过，第一次流了眼泪。
然而人性深处的裂痕，不是亲情就能弥合的。
1992年6月2日傍晚，王万明给果树打完农药，骑着摩托车回家。
行至杜城村附近的乡道时，他看见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姑娘独自走在路边。姑娘叫李倩，17岁，在镇上的裁缝店当学徒，那天因为加班晚了。
王万明减速跟了一段，确认前后无人后，猛地加速冲到李倩前面，刹车转身。“姑娘，去纺织厂咋走？”
李倩本能地后退一步，指了指西边：“往前走到路口右转……”
话没说完，王万明一把掐住她的脖子，另一只手握着扳手砸向她后脑。
李倩软倒的瞬间，王万明将她拖进路旁的玉米地。事毕，他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割下了姑娘的左耳，装进塑料袋——这是他开始收集的“战利品”之一。
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杨小翠抱怨：“咋这么晚？菜都热两遍了。”
王万明洗手吃饭，还给儿子喂了一勺鸡蛋羹。卧室抽屉深处，那个装着耳朵的塑料袋，静静地躺在结婚证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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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疯狂递增的杀戮
1993年到1994年，王万明的作案频率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他总结出一套“方法论”：
选择雨天或夜晚，骑摩托车在西安郊区游荡，目标永远是独行女性。工具很简单——一把锤子、一根绳子、一罐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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