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9日傍晚，温州民航路的雨丝带着江南特有的黏腻，将下班高峰的车流晕染成一片模糊的光影。
中国银行温州分行体育中心分理处的后门，保安老李正搓着冻得发僵的手，盯着眼前那辆绿色东南得利卡面包车。
车身上深色的贴膜泛着冷光，车头的晶钻头灯在雨雾中显得格外锐利，与平日里接送钱款的运钞车几乎别无二致。
“叮铃铃——”车旁一名戴眼镜的青年按响了分理处的电铃，催促声带着几分急促：“快点，快点！今天你们是第一个运款点。”
老李应声上前，双手各提一只沉甸甸的钱箱，金属箱身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那是当日现金特有的重量感。
他原本想拉开面包车的后门，却被另一名头戴钢盔、身着迷彩服的男子拦住：“后面装满了，放前面吧！”
老李愣了愣，目光扫过车旁三个陌生的面孔。他们都穿着类似押运员的服装，手里握着泛着金属光泽的短棍，神情严肃，倒也看不出异样。“新来的吧？”
他随口问了一句，戴眼镜的青年只是点头，接过交接本签上“陈剑波”三个字。
老李没再多想，转身又去取第三只钱箱，将三只箱子逐一从侧门放进车内。
此时分理处里，出纳古点点正在卫生间换工作服，另一名出纳陈小雨埋首对账，会计见两人都没出来，便偷懒让保安代为完成了交接。
下午6点15分，当真正的运钞车准时抵达时，老李正准备锁上后门。
“钱还没接走，怎么就关门了？”押运员的喊声让老李瞬间僵在原地，他指着空荡荡的停车区，声音都发起抖：“刚、刚才不是你们的车已经拉走了吗？”
短短十分钟的时间差，三只钱箱里的71万人民币、折合33.85万元的外币，共计104.85万元巨款，已被那辆山寨运钞车悄然卷走。
这起没有枪林弹雨、没有暴力对抗的银行劫案，就此拉开序幕。
策划这起惊天骗局的，是中国银行温州分行的内部员工潘海兵。
1968年出生的潘海兵，是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昆阳乡人，初中毕业后随家人闯荡海南，90年代初重返温州。
1993年3月，25岁的他凭借娴熟的驾驶技术，成功进入中国银行温州分行，成为一名运钞车驾驶员。
这份在旁人看来安稳体面的工作，让他得以迎娶中学教师为妻，在市区西城路安家落户，次年添丁进口，日子过得平静富足。
潘海兵骨子里藏着商人的精明，他从运输公司承包了三辆出租车，转租给了同乡潘志龙、潘斌武和汪明国。
这三人各有各的境遇：1977年出生的潘志龙是宽阳乡东村的老大，父母靠摆摊和蹬三轮车维生，他初中辍学后学过裁缝、开过车，日子过得紧巴巴；
25岁的潘斌武与潘志龙是初中同学，曾在交警队做过协管员，因工资微薄辞职学开车，妻子在服装厂当车工，三岁儿子留在家乡由父母照料；
29岁的汪明国来自温州市瓯海区双朝乡，已婚并育有一对六岁的龙凤胎，妻子全职在家，家庭重担全压在他肩上。
潘海兵通过转租车辆，每年能额外获利三万多元，加上本职工作的工资，足以让他过上小康生活。
但人性的贪婪往往在安逸中滋生。手头宽裕后，潘海兵渐渐沉迷于寻花问柳，频繁出入风月场所，很快便引起了妻子的警觉。
妻子深知他的脾性，果断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收回了出租车的经营权和所有收入分成。
经济来源突然中断，让习惯了挥霍的潘海兵陷入了困境。他整日愁眉不展，满脑子都在盘算着如何快速捞钱，既能维持奢靡的生活，又不用付出太大代价。
偷窃需要手艺，抢劫需要胆量，潘海兵两者都不具备，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是运钞车驾驶员，深知银行钱款交接的诸多漏洞。
“有时候运钞车一到，接款的人随手就把钱箱扔上车，会计出纳也不仔细核对，下班时间大家都想着赶紧回家。”
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盘旋了许久，一个大胆的计划逐渐成型：用一辆假运钞车，冒充押运人员，在下班交接时将钱“合法”取走，不费一枪一弹，便能一夜暴富。
为了实施计划，潘海兵首先想到了租他车的三个同乡。
2001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他以聚餐为名，将三人约到市区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
几杯白酒下肚，潘海兵看着三人疲惫的神色，故作神秘地说：“开出租车风吹日晒，赚的都是辛苦钱，你们想不想干一票大的，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三人闻言眼睛一亮，潘志龙急切地追问：“大哥有什么好路子？我们听你的！”
潘海兵压低声音，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我在银行开运钞车，里面的门道我一清二楚，管理松懈得很。
咱们弄辆和运钞车一样的面包车，打扮成押运员的样子，到时候直接把钱拉走，神不知鬼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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