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3日，深秋的北京西郊被一层料峭的寒气裹着，枯黄的杨树叶被西北风卷着，打着旋儿落在松堂医院外墙的炉灰渣堆上。
这片灰碴是附近街坊盖房、垫院子的抢手料，天刚蒙蒙亮，四季青乡的园林工张荣英就推着独轮小车来了。
她裹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手里攥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铁锹。
家里盖新房还差些灰碴垫地基，她想着趁清早人少，多铲几车回去。
松堂医院墙外的渣土堆松软又厚实，一锹下去能铲起大半筐，张荣英弓着腰，手脚麻利地往小车里装着灰碴，铁锹与土石摩擦的声响，在寂静的清晨里格外清晰。
突然，铁锹头狠狠撞进土里，触到了一个硬邦邦、沉甸甸的东西，力道震得她手腕发麻。
“怕是个粗木头撅子吧。”张荣英嘟囔了一句，没往心里去——渣土堆里埋些旧木料、碎砖头是常事。
她往后撤了撤步，把铁锹杆抵在腰腹间，铆足了劲往下一撬。
只听“噗”的一声闷响，土里的东西被撬得翻了出来，一块破旧的麻袋片随之散开，一截惨白、裹着残布破片的物体赫然露在眼前。
张荣英的目光扫过去，起初还没反应过来，等看清那是一截轮廓分明、带着关节的人腿时，浑身的血液瞬间冻住了。
腐烂风干的皮肉黏在骨头上，破布片挂在腿骨边缘，一股淡淡的腐臭混着尘土味钻进鼻腔。
她张大了嘴，喉咙里发出一声破锣般的尖叫，手里的铁锹“哐当”砸在地上，连带着那辆独轮小车都顾不上，拔腿就往村里疯跑。
头发被风吹得散乱，脚下的布鞋踩得泥水四溅，她只觉得魂都飞了，脑子里只剩那截惨白的人腿，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骇人的东西。
这声尖叫，撕开了一桩尘封一年的谋杀案的序幕。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的警车呼啸着驶向香山脚下的松堂医院，海淀分局的刑警队员也同步赶到。
深秋的晨光刚漫过树梢，现场已经被拉起了警戒线，黄黑相间的带子圈住了那片不起眼的灰渣堆，围观的村民被拦在远处，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脸上满是惊恐。
法医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拨开裹着尸体的破旧麻袋，尸体的全貌逐渐显露：
死者双腿弯曲向上蜷缩，一根粗糙的尼龙绳紧紧捆在腰间，头上死死裹着一条蓝色棉涤女裤，颈部则被一条白纱布从前向后勒紧，绳结打得死紧，深深嵌进皮肉里。
尸体早已高度腐烂风干，躯干皮肉萎缩，头部更是彻底呈白骨状，眼窝空洞地朝着天空，触目惊心。
现场勘验的刑警们面色凝重，翻遍了灰渣堆的每一寸土地，却没有找到任何指纹、脚印或是凶手遗留的物品。
埋尸的痕迹被岁月抹平，只有那具冰冷的尸体，无声地诉说着死前的绝望。
尸检报告很快出来，字字清晰地勾勒出死者的身份轮廓：女性，身高1米63，牙齿磨损程度较轻，结合发型与子宫颈部放置的避孕环，判定为30岁左右的已婚妇女；
尸体白骨化程度与环境特征吻合，死亡时间至少在一年以上；死因明确，头部右侧有两处规整的锐器伤，虽非致命，但足以证明凶手曾持刀袭击，颈部白纱布的勒迫痕迹明显，系遭刀砍后被活活勒死。
没有身份信息，没有现场线索，死者被埋在荒僻的医院外墙，凶手藏在茫茫人海中。
这桩跨越一年的悬案，像一团乱麻，缠在了海淀分局刑警队海星队长的心头。
海队长掐着烟，站在灰渣堆旁反复勘察，目光扫过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麻袋、尼龙绳、女裤、纱布，这些都是室内常见的物品，足以证明埋尸点绝非第一作案现场，凶手是在室内杀人后，将尸体装袋运到此处掩埋。
而松堂医院外墙地处路边，位置隐蔽却不算偏僻，凶手没有远距离抛尸的运输工具，只能就近埋尸消迹——凶手的住处，必定离这里不远。
更关键的是，室内作案、熟人骗至家中、杀人埋尸，这一系列行为，都指向凶手与死者相识。
先找失踪人口。”海队长当即拍板，“死者是30岁左右的已婚妇女，衣着像普通职工或外来务工人员，查遍海淀、石景山、朝阳所有派出所的走失登记薄，一个都不能漏。”
接下来的几天，侦查员们跑遍了周边区县的派出所，翻烂了一本本泛黄的走失人口登记簿，筛出几个身形、年龄相似的女性，可逐一核查后，要么人还健在，要么特征对不上，全都落了空。
线索彻底断了，海队长皱着眉，带着两名侦查员驱车赶往石景山分局，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碰碰运气。
石景山分局治安科的民警听完死者特征，眼睛突然一亮：“跟去年12月24日八角派出所报失踪的杨春英太像了！”
他从档案柜里翻出一张泛黄的寻人通报，纸张边缘已经发卷，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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