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2日，江西东乡县的深山清晨还裹着料峭的春雾，零星的鸡鸣声刺破工地的沉寂。
上万名高铁建设务工者散落在十余个施工片区，铁皮工棚凝着冷露，空气中混杂着水泥、黄土与汗味的粗粝气息。
七名身着便衣、头戴安全帽的上海刑警，攥着一张泛黄褶皱的模拟画像，混在当地三十余名民警中，在人潮里一寸寸搜寻——他们要找的，是一个藏了31年的连环电击杀人魔。
当一个头戴草帽、皮肤黝黑、身形精瘦的花甲老头，端着搪瓷杯慢悠悠走向工地食堂时，带队的上海刑警万宗来瞳孔骤然收缩。
那张被岁月刻满沧桑的脸，与31年前静安旅馆服务员口述的画像，分毫不差。
几人如猛虎扑食般上前，死死按住对方的胳膊。
草帽滚落，老头惊恐挣扎，万宗来的声音带着压了三十年的戾气，一字一顿砸在他耳边：“我们是上海来的警察！”
瞬间，老头浑身瘫软，面如死灰。他知道，那个压了自己大半辈子的噩梦，终究还是醒了。
时间倒回1981年的盛夏，上海正被一部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搅得满城沸腾。
黑白电视机是稀罕物，但凡有电视的单位、旅馆，每晚都会挤满翘首以盼的市民，小小的屏幕前人头攒动，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
8月8日，上海市静安区建华旅馆的地下42室，迎来了一位山东客人。
李嘉惠，28岁，青岛假肢橡胶配件厂的外勤采购员。彼时的出差住宿，没有身份证核验，全靠单位或居委会开具的介绍信，为了省钱，陌生人合住一房是常态。
42室是地下负一层的房间，阴暗潮湿，水泥地面泛着霉味，三张窄木板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是标准的“一房三铺”。
先入住的是一个自称“李义清”的东北男人，40岁，持吉林省双阳镇中医院的介绍信，已经在这里住了半个月。
此人皮肤黝黑，长方脸，板刷头，身高一米七左右，不胖不瘦，沉默寡言，眼神里总藏着一丝说不清的狡黠。
当晚，旅馆会议室的黑白电视前挤得水泄不通，旅客们凑在一起追《姿三四郎》，欢声笑语隔着走廊都能听见。
唯独李嘉惠没有去凑热闹，一路舟车劳顿，他早早躺在靠窗的铺位上，沉沉睡去。
他随身带着200多元现金——这在当时青工月工资仅30多元的年代，是一笔巨款；还有一块瑞士罗爱斯手表，一只黑色小公文包，以及装着干粮的铝饭盒。
他从未想过，这趟普通的上海出差，会成为自己的黄泉路。
8月10日清晨，旅馆走廊里开始弥漫一股怪异的臭味，越来越浓，顺着门缝往外渗。有旅客忍不住向服务员投诉，说42室的气味臭得让人作呕。
服务员捏着鼻子推开42室的门，一股腐臭与潮湿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
她定睛一看，只见李嘉惠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色青紫，早已没了呼吸。
年轻的服务员吓得魂飞魄散，惊叫着跌跌撞撞逃出房间，尖锐的喊声划破了旅馆的宁静。
静安分局刑队的警报瞬间拉响，老刑警王学仁跟着刑技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随后，市局刑侦处处长端木宏峪、静安分局局长周志全悉数赶到——这起命案，从一开始就透着诡异。
死者李嘉惠身上的现金、手表、公文包、铝饭盒被洗劫一空，更骇人的是，法医尸检发现，其面部、颈部、前胸及后背，共有十处淡黄色的电击烧伤痕迹。
电击杀人，在1981年的上海，是闻所未闻的奇案，也是上海首例电击致死的命案。
刑侦技术员俞伯源趴在地上，打着手电仔细勘查，最终在离地面两米高的通风管道内，有了惊人发现：
几根用黑胶布层层缠绕的照明灯电线，一个红色有机玻璃头箍——两端竟焊着通电的金属体，一把21厘米长的锋利西瓜刀，还有几根约七尺长的杂色旧电线。
更关键的是，管道内壁提取到四枚残缺不全的指纹：右中指、左拇指、左中指、左环指。
而那个同住的东北男人“李义清”，早已不辞而别，连房费都未结算。
没有监控探头，没有身份登记，唯一的线索，就是服务员口述的凶手样貌。
专案组立刻请来工人文化宫的画家，根据描述一笔一笔勾勒出模拟画像，数千张通缉令连夜印发，撒向上海400多家旅馆。
王学仁与战友们逐家逐户排查，一间房一间房核对，却连凶手的影子都没找到。
另一路侦查员远赴吉林双阳镇，一去就是45天。
他们翻遍了当地的户籍档案、单位名册，却发现一个致命的真相：当地根本没有什么“双阳镇中医院”，所谓的介绍信，从头到尾都是伪造的。
所有线索，就此全部中断。
就在上海警方陷入僵局时，公安部的紧急电告传来：浙江嘉善县魏塘镇旅社，发生了一起手法完全一致的电击杀人未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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