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的海南临高，春末夏初的湿热像一层黏腻的纱，裹着咸腥的海风贴在皮肤上。临高县总工会的新宿舍楼还立在一片荒芜里，红砖裸露，水泥未干，简易的木板门歪歪扭扭挂着，风一吹就发出“吱呀”的哀鸣，像极了这座边陲小县城里，一桩即将被掩埋的罪恶。
4月30日下午六点，夕阳把天边染成一片橘红，养鸭专业户的吆喝声、工地搅拌机的轰鸣声渐渐淡去，整条街陷入了乡村特有的静谧。四川邻水县来的打工者黄兴福，攥着半瓶凉透的矿泉水，踩着未铺平的水泥地，往总工会宿舍楼走来。
他心里堵得慌——同乡熊再淋已经十多天没去工地做工了。
熊再淋是个身材高大的四川汉子，在海南打工多年，为人老实，手脚勤快，平时和黄兴福等老乡走得最近。两人同在总工会的未竣工宿舍楼打工，熊再淋住二楼三号房，黄兴福住隔壁，平日里一起吃饭、干活，熊再淋从没无故旷工过。可从4月中旬开始，熊再淋就像人间蒸发了，工友们问起，黄兴福只说他可能回老家了，可心里清楚，熊再淋早就把海南当成了第二故乡，逢年过节才回去，绝不可能突然不辞而别。
越想越不安，黄兴福干脆决定去熊再淋的住处看看。
宿舍楼是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共两层，没有完工的水电，没有装裱的门窗，只有一个个黑洞洞的房间口，像一张张沉默的嘴。熊再淋的二楼三号房，门是一扇薄薄的木板门，虚掩着，留着一道手指宽的缝。
黄兴福抬手推开门，一股刺鼻的臭味瞬间扑面而来。
那不是普通的霉味，是一种混合着腐臭、酸腐和呕吐物的怪味，像有只无形的手攥住了鼻子，呛得人头晕恶心。他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打了个寒颤，再往里看，房间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张用木板拼起来的简易床，被子被翻得乱七八糟，压在床底，旁边放着两个布袋子，其中一个的衣服被翻得东倒西歪，像是被人洗劫过。
“熊哥？熊哥你在吗？”黄兴福喊了两声，没人应答。
他硬着头皮走进房间，目光扫过床底，心里咯噔一下——红色的垫毯下，赫然堆着一滩黑乎乎的呕吐物，已经凝固发黑，散发出更浓烈的腐臭。
一股寒意顺着脊梁骨爬遍全身，黄兴福再也不敢停留，连滚带爬地冲下楼。楼下的走廊里，同样飘着那股令人作呕的臭味，顺着未完工的楼梯往下飘，钻进每一个路过的人的鼻腔。
“出事了！熊再淋肯定出事了！”
黄兴福的喊声打破了宿舍楼的寂静，附近的工友围了过来，闻着臭味，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有人赶紧掏出手机，拨通了临高县城西派出所的电话。
接到报案的民警十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走进熊再淋的房间，民警们的眉头瞬间拧成了川字。房间里的痕迹凌乱，木板门的门扣连钉子一起被拔了出来，显然是被人强行破门过；床板被翻了个边，呕吐物的痕迹清晰可见，这里极有可能是死者的第一现场。
“立刻封锁现场，通知法医和刑警队！”
临高县公安局的法医和刑警很快抵达，对现场进行了细致勘查。根据尸体的身材、体型，结合死者的四川口音和打工经历，法医初步判断，死者就是失踪多日的熊再淋。
可尸体的状态，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死者被发现在总工会宿舍楼后的化粪池里，上身赤膊，下身只穿一条短裤，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头部的表皮开始脱落，露出惨白的头骨，四肢的肌肉烂得不成样子，露出森白的骨头，面部更是被腐蚀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辨认。但法医仔细勘验后发现，死者的腹部没有破裂，全身骨头完好，没有骨折、骨碎的痕迹，初步推测，死者大概率是中毒或窒息身亡，并非外伤致死。
与此同时，侦查员在房间里展开了搜查。两个布袋子里的衣服被翻得杂乱，可最关键的东西——熊再淋的存款存单，却不见了踪影。
“他有存款！”黄兴福突然想起什么，急忙说道，“熊哥在海南打工多年，攒了不少钱，存单就放在房间里，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但肯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现在存单没了，尸体被扔在化粪池里，这绝对是谋财害命！”
侦查员们心里一沉。
能知道熊再淋有存款，还能精准找到他的存单，说明凶手绝不是流窜作案的陌生人，而是熟悉他的人，是和他有过密切接触的打工者。
“立刻排查近期在总工会宿舍楼打工的所有人员，重点是四川籍和湖南籍打工者，尤其是和熊再淋同住一栋楼、关系密切的人！”
临高县公安局的刑警队立刻分成两组，一组负责追查熊再淋存款存单的去向，一组对临高县城所有工地的打工者展开地毯式排查。
5月1日，天刚蒙蒙亮，追查存单的民警就奔赴了临高县的各个邮政储蓄所。
功夫不负有心人，上午八时许，临高县邮政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向民警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4月12日上午，有两名身材矮小的男子，拿着一张名为“邓宗武”的身份证，取走了熊再淋的两张定期存单，共计现金1.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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