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6日，广西柳州。
春寒还没完全褪去，市区一家证券营业部里却人头攒动，空气里混杂着烟味、汗味和股民们此起彼伏的叫嚷声。
红绿数字在老旧的显示屏上不停跳动，有人捶胸顿足，有人窃喜偷笑，一派90年代股市特有的狂热与焦躁。
人群里，朱女士紧紧盯着行情屏，手里攥着交易单，心神却不全在K线图上。
她的男友申思琪，是柳州市某厂保卫处的干部，这阵子两人常一起琢磨股票，日子也算安稳。
可从昨天开始，申思琪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呼机不回，电话不通，整个人断了联系。
朱女士正暗自忐忑，营业部墙角一部公用电话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
她本没在意，可那铃声固执地响着，旁边股民瞥了一眼，随口喊了句：“谁的电话？找朱女士的！”
朱女士心头一跳，快步走过去抓起听筒，声音都有些发紧：“喂，我是朱女士。”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自称姓刘，语气平淡，却像一盆冰水，当头浇得她浑身发僵：
“你男朋友申思琪，在鹿寨县嫖娼，被公安机关抓了，现在拘留了。”
朱女士脑子“嗡”的一声，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申思琪为人虽不算内向，但绝不是会在外拈花惹草、荒唐到被拘留的人。
她下意识要追问细节、要对方说清楚情况，可话音还没出口，听筒里只传来一阵急促的忙音——对方直接挂了电话。
她握着冰冷的听筒，僵在原地。
炒股的喧闹还在耳边，可朱女士只觉得浑身发冷，一股说不出的恐慌和蹊跷死死攥住她。
嫖娼被拘？为什么是陌生人通知？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完就挂？申思琪真的出事了？
接下来的七八天，朱女士陷入了无边的煎熬。
她一遍遍打申思琪的传呼，一次次拨他可能出现的地方的电话，得到的只有沉默、无人接听、或是传呼台毫无波澜的“对方未回电”。
申思琪就像人间蒸发了，没有任何音讯，没有任何痕迹。
3月13日，距离那个诡异电话已经过去一周，朱女士几乎快要崩溃时，那个自称“刘先生”的陌生号码，再次打了过来。
这一次，对方语气更显随意：“申思琪已经从拘留所出来了，没事了，跟我一起去南宁散散心，过阵子就回去。”
朱女士一颗悬着的心刚要放下，瞬间又揪紧——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真是行政拘留出来，男友为什么不亲自给她打个电话？为什么要由一个陌生人反复传话？为什么去南宁连一句交代都没有？
一个大活人，失踪整整八天，先是“嫖娼被拘”，再是“去南宁散心”，从头到尾，连一句亲口解释都没有。
她越想越怕，再也坐不住，当即赶往男友工作的单位——柳州市某厂保卫处。
一进门，朱女士声音都在发颤，拉住保卫处负责人就问：“处长，申思琪这几天回来上班了吗？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她不知道的是，保卫处上下，早已为申思琪的失踪焦头烂额。
申思琪不是普通职工，是保卫处干部，3月5日那天上午，他像往常一样骑着自己的两轮摩托车来单位，十点多钟接了一个传呼，跟同事简单说了句“有点事出去一下”，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一开始，同事们只当他是临时有私事、耽误了时间，并未多想。
可第二天一早，申思琪依旧没来上班，连个请假电话都没有。
他母亲更是直接找到单位，哭着问儿子下落，保卫处这才意识到：人，失踪了。
他们四处打听，问遍熟人，都说没见过申思琪，更别提什么出差、公干。
更让人生疑的是，3月6日晚上八点多，保卫处两位负责人，几乎同时收到了诡异的传呼与电话。
先是副所长李新楠接到一个语音传呼，对方自称是申思琪的朋友，说人在柳州“遇到点麻烦事”，要请十天公休假。
仅仅十几分钟后，处长的中文传呼机也亮起一行字：
“申身负病重，需请公休假。”
两相对照，漏洞百出。
一会儿是“遇到麻烦”，一会儿是“身负病重”，同一个人请假，理由完全对不上，说话的人藏头露尾，连面都不敢露。
处长当时就皱紧了眉，跟副所长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不安：
这里面，绝对有问题。
如今朱女士找上门，把那两通神秘“刘先生”的电话一五一十说出，两边信息一合，所有疑点拧成一团——申思琪的失踪，根本不是什么私事、行政拘留，而是极有可能遭遇了不测。
保卫处不敢耽搁，立即向柳州市公安局柳北分局刑侦大队正式报案。
一起看似普通的人员失踪案，就此拉开了刑侦序幕。
柳北分局刑侦队接案后，第一时间展开初步核查，几条信息一汇总，民警们当即心头一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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