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东海入海口的瓯江水裹挟着泥沙，朝着东海的的方向奔涌。
水下的能见度不到半米，打捞队的探杆在海床上反复划拉，触到某个软烂的东西时，那个年轻的潜水员还以为是块泡烂的木头。
等那个黑色的袋子被捞上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四只塑料袋，两种颜色，两只黑色，两只白色。袋口系得严严实实，水下泡了四个月，结实的尼龙绳已经深深勒进袋口的褶皱里。
法医戴着手套，用手术剪小心地剪开第一层。
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在甲板上炸开。有个年轻警员转过身去，扶着船舷干呕。
袋子里面是什么，不需要细说。
唯一能让这个年仅33岁的女人被辨认出来的，是她左手臂内侧一颗小小的痣。
那颗痣像一粒芝麻，安静地嵌在泡得发白的皮肤上。
四个月前，这颗痣长在一个漂亮女人的手臂上。
那个女人曾站在三门县各种活动的舞台上，穿着剪裁得体的职业裙，笑容明亮得让台下的人移不开眼睛。
她叫邵慧宁，身份证上的名字叫邵颂乔。1977年出生在浙江三门县的农村，是家里的第五个女儿。
四个姐姐，一对盼儿子盼了半辈子的父母，和一个最终没能出生的弟弟——这就是邵慧宁全部的出身。
村里人都说，老邵家五个闺女，前面的四个都是平地上的土疙瘩，只有老五，是一只从这个穷山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金凤凰飞走的那天，没人知道她落进了什么样的网里。
一
时间倒回2009年11月15日。
杭州，西湖区，世纪新城。这座建成于2000年代初的住宅小区，在当时算得上是杭州城内体面的住所。
邵慧宁的公寓在某一栋楼的十层，不大，两室一厅，但装修精致。
客厅里铺着实木地板，沙发上搭着一条浅咖色的羊毛毯，茶几上摆着一只水晶烟灰缸，干净得像是从没用过。
厨房的水槽里泡着一只碗，碗底残留着隔夜的粥渍。
冰箱门上用磁铁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记着一个温州的手机号码。
号码没写名字，但笔画用力，最后一笔在纸的边缘划出一道浅浅的凹痕。
那天是周日。小区里的住户大多在家休息，电梯上上下下，一楼大厅的监控摄像头闪着红灯。
上午九点四十分左右，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小区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齐，戴着一副无框眼镜。
他走路不快，步子稳，像是习惯性地控制着自己的节奏。
如果有人在小区门口遇见他，大概会觉得这是个体面的、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也许是哪个单位的领导，趁周末来杭州看看房子或者会会朋友。
没有人多看他一眼。
他刷卡进了单元门——他有门禁卡，这说明他不是第一次来。
电梯上到十楼，他走到1002室的门口，没有按门铃，掏出了钥匙。
门开了。
屋里的暖气开得很大，一股温热干燥的空气扑面而来。
邵慧宁穿着家居服坐在沙发上，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膝盖上摊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看到来人，她没起身，只是抬了抬眼皮，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了。
“来了？”她说。
“嗯。”谢再兴把夹克脱下来，搭在玄关的衣架上，换好拖鞋，走进客厅，在她对面坐下。
这是他们相识的第九年。
九年前，三门县一场活动的开幕式上，23岁的邵慧宁是台上的主持人。
她穿一件红色的套裙，头发烫成大卷披在肩上，站在麦克风前面，声音清亮得像山涧的水。
台下坐着县里大大小小的领导，其中就有当时的县委副书记谢再兴。
谢再兴那年38岁，比邵慧宁大十五岁。
他从台州师专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被台州市组织部选中，成了一名年轻的党政干部。
他长得斯文，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在满是粗犷嗓音的官场里显得格外不同。
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儒雅”——这个词用在基层干部身上不多见，但谢再兴担得起。
开幕式结束后的晚宴上，邵慧宁端着酒杯来敬酒。
她喝酒很爽快，一口干，喝完冲谢再兴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让人很难忘记——不是那种官场应酬式的客气微笑，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带点少女羞涩的笑。
谢再兴回了她的酒，问了一句：“小邵是哪里人？”
“三门本地的，农村出身。”
“农村出来的姑娘能到这个位置，不容易。”
邵慧宁又笑了一下，这次没说话。
这一天的相遇，在当时看来平淡无奇。
县里的活动那么多，漂亮的女主持人那么多，领导一句客气话那么轻飘飘。
但后来回头看，这一天像是一扇门被推开了一条缝，门里透出的光，最初是温暖而诱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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