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说，陈屿被换出去的那天晚上，学校的天台上出现了很多萤火虫。东北的三月哪来的萤火虫？但那天晚上确实有，很多很多，绿色的光点从教学楼的天台上飞起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消失在夜空里。
有人数了，刚好四只。
对应那四个死去的孩子。
我姐说她站在操场上看着那些光点飞走的时候，忽然感觉到一阵风吹过来，很温柔，像是有个人轻轻抱了她一下，然后就散了。
她说她知道那是谁——那个学姐，那个她在楼梯间遇到的最后一个人。那个学姐终于走了，在困了三年之后。
但还有更多的，困了六年、九年、十二年，甚至更久的。我姐后来算过，这所学校搬到新校区是十二年前的事，但学校本身的历史有六十多年了。之前的校区在哪？发生过什么？为什么突然搬迁？这些问题没人能回答，但隐隐约约指向一个更大的秘密。
我姐说她最近开始做一个重复的梦。梦里她站在一个很大的大厅里，地上全是水，水里泡着很多很多的人，密密麻麻的，像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那些人都睁着眼睛，看着她，嘴巴一张一合，但发不出声音。
每次她快看清最近那个人的脸的时候，就会醒。
我去问了老吴。
不是打电话，是我妈给了我几百块钱让我去沈阳看看姐姐，我就顺便去找了老吴。名片上的地址在沈阳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门脸很小，夹在一家修鞋铺和一家麻将馆中间，门口挂着一个木头牌子，上面写着“吴宅”，落款是民国什么年，后面的数字被磨得看不清了。
老吴见到我一点都不意外，好像一直在等我。
他泡了壶茶，跟我说了很多。
他说那所学校的根源不在新校区，在老校区。老校区在沈阳的另一个地方，解放前是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专门做些见不得光的研究。日本战败之后，医院的东西来不及带走，就地掩埋了。后来医院改成了学校，但地下的东西一直在。
再后来，那所学校频频出事，终于在九十年代末决定搬迁。新校址选在了一块空旷的荒地，他们以为换块地就没事了，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从老校区迁过来的不只是一所学校，还有地下的东西。那些东西跟着校址搬迁，随着地基的浇筑，重新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而那三栋楼的形状，根本不是什么风水设计，是巧合。彻头彻尾的巧合。
但巧合有时候比刻意的设计更可怕，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更深层的、无可逃避的必然。三栋楼恰好摆成了三棺的格局，恰好压在了一块怨气最重的地上，恰好让那个东西找到了一个新的、更牢固的容器。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老吴。
老吴把茶杯放下，看了我一眼：“我上次去，本来是想把整个封印重新加固一遍的。但我看到了你，看到了你姐，看到了那些孩子。”
“所以呢？”
“所以光加固封印没有用。”老吴说，“只要那些困在地下的冤魂一天没有被超度，封印就总有一天会再裂开。我要做的是把它们全部送走。”
他站起来，走到里屋，拿出一张泛黄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
“这是我能查到的，从民国到现在，死在那所学校里的所有人的名字。”他把纸递给我，“不一定是学生，有老师，有工人，有附近的老百姓，还有那些日本人当年带过来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
我接过那张纸，沉甸甸的，像是拿在手里的不是纸，是一整部沾着血的历史。
“你还小，这些事不该你管。”老吴把纸收了回去，“但我让你看这个，是想让你知道——你姐说的那些梦，不是梦。那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被遗忘的死者。他们在等你姐记住他们。”
“我姐？”
“她没有那些孩子命格弱，但她有一样东西很特别——她能看见。”老吴看着我，“这世上能看见的人不多，这是天赋，也是诅咒。你姐从小到大是不是总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我想了想，我姐小时候确实说过家里衣柜顶上坐着一个人，把我妈吓得够呛。后来请了人来看了，说是个路过的，没什么恶意。我们当时都觉得是小孩子胡说八道，没当回事。
现在我明白了。
“我姐会有危险吗？”我问。
老吴沉默了很久。
“会，”他说，“但只要她在做对的事，那些东西就不会伤她。人心里有光的时候，鬼是碰不了你的。”
我走的时候，老吴送我到巷子口。三月的沈阳风还是很大，但阳光很好，晒在脸上暖洋洋的。老吴站在阳光里，影子拖得很长，我忽然注意到——他的影子旁边，还有一个淡淡的、像是小孩的影子。
我以为我看错了，眨了眨眼，那个影子就没了。
老吴大概是注意到了我的目光，笑了笑，什么也没解释，转身回了屋。
我给我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见过老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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