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引用巴黎大学18世纪档案）：
“蓬帕杜夫人的侍女日记记载：1756年，夫人为取悦路易十五，定制‘钻石胸衣’，耗费3200颗钻石，价值相当于法国海军三艘战列舰的造价。为筹钱，夫人授意财政大臣‘提高盐税’，导致普罗旺斯地区盐价暴涨三倍，饥民只能吃土充饥。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当统治阶层的珠宝箱成为百姓的骨灰盒，革命就不可避免。’如今网红为拍‘奢侈品开箱视频’而借贷，与蓬帕杜夫人‘用他人血泪装饰自己’的恶行，虽然维度不同，本质却毫无区别。”
王翁（指着窗外的修补匠）：
“光绪年间，苏州有个补碗匠的儿子阿贵，见同学戴着‘镀金怀表’，就偷了父亲攒下的娶亲钱20两买下。父亲发现后，拿扁担追打，阿贵竟举起怀表砸父亲的头，导致父亲重伤。邻里公愤，把阿贵绑送县衙，县令判他‘杖八十，徒三年’。阿贵入狱后，怀表被狱卒抢走，三年刑满释放时，看见父亲已失明，母亲已去世，家徒四壁，于是抱着父亲的腿痛哭，父亲摸着他的头说：‘如果那表是铁做的，或许能挡住我一扁担，可惜是镀金的，一砸就瘪了——就像你的良心。’”
（乙）伦理崩坏的实证
张先生（指着《二十四孝图》批注）：
“郭巨埋儿奉母，虽然迂腐却存孝心，但过度消费的人大多弃孝如敝屣。南宋有个太学生李某，父亲生病需要10两银子抓药，他却用20两买了‘端石鸲鹆眼砚’，说‘砚台贵则字贵，字贵就能求贵人赠药’。父亲等不到药，气得断了气。李某扶棺时，还把砚台藏在袖子里，怕被殡葬的人看见。后来李某参加省试，考官见他文章华丽却‘提到父亲丧事没有哀辞’，就黜落了他的名次，乡里人都唾弃他，称他‘砚台孝子’——如今‘用父母血汗钱买奢侈品’的人，和李某有什么不同？”
李公（展示1980年代纽约家庭法院记录）：
“投资银行家罗伯特·金，1987年股灾后仍维持年薪百万美元的消费水准，住曼哈顿顶层公寓（月租金2.5万美元），送子女读年费10万美元的贵族学校。1990年他的资产缩水到不足百万，却拒绝降低生活标准，妻子要求变卖游艇，罗伯特竟殴打妻子致其流产。法院判决书称：‘被告将物质享受置于亲情之上，其消费行为已构成对家庭的暴力。’此案后，美国心理学界提出‘消费型人格障碍’概念，指因物欲扭曲人性的人。”
王翁（解开衣襟露出旧疤）：
“民国十六年，我在观前街开绸缎铺，看见学徒阿明偷取柜上银元，买‘英美烟草公司’的最新款‘大炮台’香烟，每包价值大洋二角，够贫民吃三天。阿明每天叼着烟招摇，说‘抽烟要抽最贵的，做人才能显气派’。某天夜里，我查账发现亏空，阿明竟拿烟枪打我的头，导致我左额留疤。后来阿明被赶走，流落到上海，为了买‘哈瓦那雪茄’参与黑帮抢劫，被‘断手断脚’丢在黄浦江畔——我这个伤疤每到阴雨天就疼，让我明白‘烟枪虽小，能害人性命’。”
三、信用崩塌之患：从众叛亲离到无家可归
（甲）古今信用破产案例
张先生（翻开《宋史·隐逸传》批注）：
“北宋处士林逋说‘忠信廉洁，是立身之本’，但过度消费的人必定违背这个原则。政和年间，有个举子赵某，见同学用‘澄泥龙虎砚’，就伪造父亲印章，从汴京‘交子务’贷款50两买‘歙砚金星’。后来父亲到京师，交子务拿着借据索债，父亲气得吐血而死。赵某被国子监除名，返乡时，乡里人都叫他‘伪印贼’，没人肯卖吃的给他。赵某饿极，想偷邻居家的鸡，被打断双腿，爬到父亲坟前绝食而死，手里还握着碎砚——如今‘用假证明贷消费款’的人，和赵某一样走向‘信用死穴’。”
李公（引用英国《经济学人》1873年报道）：
“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有个帽商约翰·布朗，1872年看见顾客戴‘海狸皮大礼帽’（价值20基尼），就用自己的‘信用背书’作担保，向三家商号赊购同款帽子12顶，想转卖获利。没想到第二年爆发经济危机，海狸皮帽暴跌到5基尼，约翰负债300基尼，三家商号联名起诉，法院判他‘破产’，在《伦敦公报》公示他的名字。约翰从此不能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妻子带女儿改嫁，他沦为‘街头清道夫’，每天扫街时，必定避开戴海狸皮帽的行人——这个案例被收录于剑桥大学《信用伦理史》，标题是‘一顶帽子的信用葬礼’。”
王翁（指着账册上褪色的人名）：
“1956年公私合营前，我店里有个伙计阿强，看见同行戴‘上海牌’手表，价值120元，就以‘给母亲治病’为名，向二十家街坊各借5元，凑钱买下。后来母亲生病求医，阿强没钱请医生，母亲竟病故了。街坊们知道真相后，聚集在铺前索债，阿强跳河自尽，遗书中写道：‘表是真的，债是真的，娘的命是假的——因为我把它当了买表。’至今我账册上‘阿强借款’的地方，墨迹已褪成泪痕状，那是当年他母亲临终前，用手指蘸血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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