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余家梅说要转院的时候语气有强烈的意愿，那架势看起来就是一定要把母亲转到开发区医院。
但说完之后就平静了下来，见余家诚没搭理她，也没有试图劝余家诚同意，甚至后来也始终没有再提起这件事。
很久以后，余家诚突然明白了余家梅为什么能说出如此脑残的话，因为她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她有了一个点子或计划，就一定要说出来，不说出来就难受，哪怕在开口之前已经认识到了不妥。
毕竟她想出来一个点子不容易。
更何况转院这个事情，她感觉自己都已经付出了努力（联系好了开发区医院的某个副院长），不说出来都对不起自己的努力。
再比如10月4日那天，母亲还在ICU里面抢救时，她就跟余家诚提议要用基督教的仪式给母亲办葬礼，余家诚瞪她一眼没理她，她也没觉得多尴尬。
只因为她觉得那是一个好点子，这个点子被她想到了，如果不让其他人知道是她想出来的那就太亏了。
对于说话这件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很大。
有的人想都不想就说了，能说的不能说的都说了。
有的人想一想就不说了，本来想说的话也没说。
……
10月23日这天，母亲终于从ICU病房出来，从ICU所在的外科医技楼转到了内科住院楼，进的是内科楼五楼的心血管内科一病区第一病房。
该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和护士站最近，是普通病房里的急救病房（病房门口的铭牌上就是这么写的）。
从10月4日到23日，连头带尾，母亲在ICU病房住了20天。期间因为大量使用了镇定剂的缘故，大部分时间母亲都在沉睡。
镇静剂的使用虽然给治疗和护理都带来了方便，但也切切实实带来了不少的副作用：反应变得很迟钝，肌肉严重萎缩，说不了话，也几乎不能做任何动作。
因为几乎没有进食，人也瘦的厉害：发病前母亲是偏胖的。
在普通病房就需要昼夜陪护了，姐弟俩稍微商量了一下，依然是余家诚晚上，余家梅白天，早晚八点钟左右交班。
应该说白天晚上各有各的辛苦。白天余家梅要弄饭给母亲吃，转到普通病房可以吃流食了。两个小时翻一次身，换尿不湿，傍晚临交班时全身擦洗一下。
余家诚晚上八点去的时候一般先给母亲的腿、脚抹药。
母亲的腿上长癣，脚有灰指甲和脚气。之前在家给她买的有药，让她自己抹，她每次抹几次好一点了就不抹了。
这次在ICU住了那么多天没有抹药，症状很明显，脱皮很严重，灰指甲也又长又厚。
所以第一天余家诚先给母亲修脚，然后上药。以后就是晚上去的时候先上一次药，早晨起来再抹一次。
为了帮助母亲恢复行动能力，余家诚前半夜一般会帮她按摩，陪她锻炼，同时跟她说说话，问她一些问题，促进她恢复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
时间差不多了就用从家里带的一个电蚊拍驱打蚊子让她睡觉，自己也和衣睡在那个从ICU门口搬过来的躺椅上。
后半夜则也需要定闹钟起来给母亲翻身。
中间有几天，同病房的一个病人家属和余家诚一样打呼声都很大，这就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谁先睡了，另一个人就睡不着了。
好在这家的病人进了这个病房两三天后又出院回家了，不然这个局面真是无解。
蚊子也闹人。余家诚虽然睡觉打呼，却很容易醒，蚊子在耳边一绕就醒了，就非得爬起来把这个蚊子干掉再接着睡。
所以晚上陪护也有晚上的辛苦，不是一觉睡到天亮就行的。
前面几天所谓的按摩和锻炼只是在给母亲腿脚上药时，帮她把腿部肌肉按按捏捏，把她的两只腿轮流拿起放下，前后拉伸；在帮母亲翻身时，每翻一次就让她用自己的双手抓住床边栏杆，保持侧身并尽量坚持长一点时间，来回翻个两三次。
慢慢地，母亲的上肢和下肢都逐渐有了力量。
余家诚也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从家里找到一个竹制书架的站柱，形状就是一个小型的竹梯子，来作为帮母亲锻炼的辅助工具。
锻炼腿部力量时，余家诚就用这个小型竹梯垫一个枕头，与母亲的双脚抵在一起，让母亲自己收腿、蹬腿。收腿时母亲力量不够，余家诚就用竹梯轻轻的往前推，帮她增加一点力量；蹬腿时为了防止她的腿无意识的往前滑，就用这个竹梯挡住，设置一点阻碍。
帮她翻身时也不再托住她的肩膀和腰使劲往一边翻，而是让她抓紧竹梯，自己站在床边慢慢牵引，直至她的两个手轮流松开竹梯，抓住床边栏杆。
然后余家诚又用这个竹梯设计出了另外两个帮助母亲恢复的动作。
一是在母亲平躺时，把这个竹梯架空放在床栏杆上（这个小竹梯的长度比床宽一点），母亲抓住竹梯，可以往自己身前使劲拉来锻炼上肢力量，也可以前后推动竹梯，让竹梯在床栏杆上滑动，借此锻炼上肢的灵活性。
二是把母亲先摇起来一点，然后自己站在床尾，把竹梯递向母亲，让母亲抓住竹梯的另一端，慢慢把母亲拉着坐起来。
在做以上事情时，每当一个动作完成，余家诚会鼓励母亲“很好！”、“很棒！”、“真棒！”。
这些动作还是很有效果的，母亲的腿脚都逐渐有了力量，并慢慢能自己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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