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十三人的证词迷宫餐车里的长桌被临时改作问询处，煤油灯在头顶晃悠，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歪歪扭扭。车窗外的雪光映进来，给乘客们的脸蒙上层青灰色。我数了数，连乘务员在内共十二人，恰好对应林伯年皮夹里那张“十三人”的乘车名单——除去死者，不多不少。
“苏曼卿女士，你是医生？”我看着首位的金发女人，她穿件藏青色呢子裙，皮手套边缘沾着雪水。
“留洋归来的外科医生。”她交叠起双腿，高跟鞋在木地板上敲出规律的点，“昨晚十一点左右，林先生按铃叫我，说心悸失眠。我给他量了血压，开了点镇静剂，十分钟后就离开了。”
“镇静剂的成分？”纪白在笔记本上停住笔。
“南美产的缬草提取物，无毒性。”苏曼卿摘下手套，露出涂着朱红色指甲油的手指，“至于茶杯上的口红印，不是我的。我从不涂这么艳的颜色。”她瞥了眼坐在斜对面的抱孩子妇女，李嫂正低头给孩子掖围巾，耳垂上的银饰晃了晃。
下一个是北方壮汉张武，他把棉袄往桌上一甩，露出胳膊上的刀疤：“老子是跑皮货的，跟林老板八竿子打不着！昨晚喝完酒就睡了，啥动静也没听见。”他袖口蹭到桌沿的墨水渍，我注意到那片暗褐色痕迹——今早勘查现场时，林伯年包厢的地毯角落也有类似的斑点。
“皮货商认得这是什么皮？”我拿起桌上一块狐裘边角料，这是从林伯年沙发靠垫上扯下来的。
张武眼神闪烁，抓起皮料搓了搓：“俄国紫貂……吧？”
“这是加拿大银狐，汉口‘瑞蚨祥’定制的特有纹路。”纪白放下钢笔，“你袖口的血迹，能解释一下吗？”
张武猛地站起来，板凳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音：“老子路上摔了一跤，蹭到石头上了！咋地，探长怀疑老子杀人？”
我没接话，示意他坐下，转头看向戴瓜皮帽的账房先生陈锡九。他推了推圆框眼镜，说话带着苏州口音：“小人是给林老板管账的，昨晚核完账本就睡了。哦对了，半夜好像听见隔壁有琴弦声，以为是柳先生在练琴。”
“柳先生”——那个抱着古琴的清瘦男人此刻正闭目养神，手指在膝盖上轻轻颤动，像是在模拟抚琴。我敲了敲桌子：“柳先生，陈锡九说听见你弹琴了？”
柳先生睁开眼，目光浑浊：“昨夜风雪大，睡不着，就弹了段《潇湘水云》，大概在丑时初刻。”他的琴放在脚边，琴囊上挂着枚铜锁，锁扣处缠着半根蓝丝线——和陈锡九算盘珠里卡着的那根，颜色质地分毫不差。
纪白突然开口：“《潇湘水云》是古琴曲，音域低沉，怎么会传到隔壁包厢？”柳先生手指一颤，琴弦发出“铮”的一声轻响。
问询持续到后半夜，日本商行职员佐藤正雄坚持说自己在写商业报告，传教士刘牧师捧着圣经念了整晚祷文，卖香烟的老王声称在车厢连接处打瞌睡，只有林伯年的秘书赵文轩最紧张，反复说着“先生待人宽厚，怎么会遭此横祸”。
“楚明，”纪白在我耳边低语，“你注意到没有？每个人的证词都有漏洞，又都能互相印证一部分。苏曼卿说十点半后没人进过包厢，但赵文轩送参茶是十点半，张武声称十一点就睡了，可佐藤说十二点还看见他在走廊抽烟。”
我盯着墙上的乘客座位图：头等车厢呈环形分布，林伯年的包厢在正中间，左右分别是苏曼卿和赵文轩，斜对面是张武和陈锡九，柳先生在最里侧。如果按柳先生所说丑时初刻（凌晨一点）弹琴，声音确实能覆盖半个车厢，但林伯年的死亡时间推测在午夜至两点间，弹琴时间恰好与作案时间重叠。
“去把柳先生的琴拿来。”我对小李说。
琴囊打开的瞬间，一股淡淡的霉味散出来。琴身是古旧的桐木，断了根琴弦，断口处有新鲜的摩擦痕迹，像是被利刃割断的。纪白戴上手套，轻轻拨动其他琴弦，突然从琴轸下方捻出根细小的铁丝——和我在门锁内侧发现的划痕粗细吻合。
“还有这个。”纪白翻开琴谱，最后一页夹着半张船票存根，油墨印着“1916年7月，上海—武汉，江汉号”。我心里“咯噔”一下——十年前，正是汉口惨案发生的年份。
这时，车厢外传来争吵声。张武揪着老王的衣领，吼道：“你个卖烟的！昨晚明明看见你鬼鬼祟祟往林老板包厢塞东西！”老王挣扎着辩解：“冤枉啊！我是给佐藤先生送烟……”
佐藤正雄立刻站起来：“我没有！我昨晚一直在写报告……”他的日语口音突然变了，尾音带着明显的东北腔。我猛地想起汉口日本领事馆的档案——佐藤正雄的公开身份是商行职员，但暗地里是奉天特务机关的眼线，专门监视军阀与资本家的军火交易。
“佐藤先生，”我走到他面前，“林伯年这次北上，除了皮货，还带了什么‘特殊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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