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南粮北调的顺利进行，明朝官府对内陆运河进行了疏浚，从而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漕运体系。围绕税收和物资分配，运河沿岸地区逐渐发展出一套复杂而根深蒂固的“漕规”体系。地方官员、商人和船工通过“漕规”共同分享利益，例如操控粮食的收购价格、垄断运输权利等。长期从事漕运的船工和纤夫为了抵御官府的压迫和土匪的掠夺，以同乡和宗族为纽带，结成帮派，形成了早期帮会的雏形。到了明末，江南地区的稻米贸易十分繁荣，一些工人转型成为“中间商”，利用武力控制市场交易环节，成为了半合法化的地方势力。明末的漕帮兼具工会和黑社会的双重性质：对内协调工人的权益，对外则通过暴力手段垄断运输线路、勒索商船。到了崇祯朝的后期，漕帮已经展现出军事化的特征，使用暗语传递命令、制定帮规，并收编沿河的土匪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漕帮的领导者通过向地方官员行贿以获得保护，有时甚至被吸纳进漕运的官方管理体系中，担任如“漕头”等职位；一些官员则借助漕帮的力量来完成税收任务，从而形成了“官帮共治”的局面。漕帮在明末的实质是一个灰色利益集团，它是由运河经济和腐败的官僚体系共同催生的。其形成过程可以概括为：运河开发→工人自发组织→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垄断→最终与官方力量合流。
前面已经提到，在天启年间（1621-1627年），漕粮改折政策失去了控制。为了填补辽东军费的赤字，朝廷强制性地将30%的漕粮以银两的形式征收，然而这种折价远低于市场上的米价。这一措施导致了运军的集体逃亡，到了1625年，漕船的缺额达到了惊人的1200艘，大明的漕运系统因此崩溃。部分漕工转而从事私盐贩运或劫掠商船，形成了松散的水匪团伙。他们对水道地形了如指掌，常常伪装成渔民或商船，在九江至南京的水域段活动。
漕帮的势力范围广泛，遍布多个山头。在南京、扬州和镇江三地同志会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查明，那些劫掠金山商船的漕帮据点位于南京。漕帮的头目姓丁，名力，他们的据点具体位于漕运枢纽的浦口东门左所大街。左所大街作为南北物资的集散地，配备了商行、货栈、码头等多种设施，漕帮成员经常在这里进行货物的装卸、交易以及帮派之间的联络，严格来说，这条街完全属于漕帮的势力范围。。
崇祯三年二月初十五，色初降，左所大街的青石板路在微光中泛着油亮，两旁鳞次栉比的青砖店铺挑起朱漆挑檐，檐角悬挂着褪色的“漕”字灯笼，在江风中轻轻摇曳。满载粮包的独轮车吱吱作响地碾过石缝，赤膊的苦力们高声吆喝着号子，汗水与码头飘来的鱼腥味交织，弥漫在整条街巷。河畔的货栈门前，镖局的旗杆斜插，穿短打的漕帮汉子蹲在石阶上，咀嚼着炊饼，腰间的短刀随着谈笑声轻轻摇摆；对面的茶楼二楼，雕花木窗被支起，戴方巾的粮商正与账房核对账本，算盘声噼里啪啦如同雨点。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押粮官的皂靴踏过水洼，溅起泥点扑向街边卖菱角的老妪的竹筐，她的咒骂声还未落下，远处秦淮河上已传来漕船靠岸的铜锣闷响，惊起一群灰鸽掠过烽火墙头的残阳。
太白酒楼，坐落于左所大街与东门大街交汇的丁字路口，已成为丁力漕头与商贾们进行谈判的“露天议事厅”。今日，赵礼递帖邀请丁力在此酒楼二楼雅间会面。一位是面如冠玉的书生，另一位则是肤色黝黑、身材魁梧的大汉，两人并肩而立，形成了一幅颇为不协调的画面。赵礼，拥有一支百人的特种士兵（专门保护各地同志会成员）听候他的调遣，同时又是金山新军的政委，还是金山最大的情报头子，这个气场已不可同日而语，丁力已经尽力在释放自己的杀气，结果看这个书生毫不所动，也是暗暗佩服。
丁力和赵礼两人心照不宣，丁力清楚手下人的所作所为，也深知金山商会实力雄厚，货物种类繁多且极为抢手。今日，他目睹了赵礼在码头的场景：四艘装备精良、配备重型火炮的苍山战船，以及一百名荷枪实弹、威风凛凛的士兵。丁力意识到这次可能碰到了硬骨头，尽管外表看似镇定，内心却已慌的一笔。在赵礼到来之前，他已经对丁力的情况了如指掌。由于大明财政长期陷入困境，漕运业务大幅下滑，漕帮人多事少，众多人员需要养家糊口。因此，这位丁漕头仿佛坐在火山口上，对任何有利可图的生意都不会放过。
丁力爽朗地笑了起来：“赵先生莅临我们漕帮，实乃尊贵的客人。请直言不讳，一切皆可商议！”这般话语对丁力而言，已是极为客气和尊重。
赵礼也明白，李勇曾提醒过，出门在外必须携带着刀子，这是江湖上的规矩。果不其然，刀子够硬，别人的态度就有多软，有了这样的态度，做事情便容易多了。赵礼展开扇子，同样开怀大笑：“丁老大，今日我有几项生意欲与漕帮合作，还望不要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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