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太行山脉的褶皱里钻出来，掠过桃峪存光秃秃的小山丘，卷起一股子干土味，扑在庄稼人的脸上。这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地气刚暖，田埂上的野草冒了尖，可村里人的眉头，却还皱着。公社的大喇叭还在村口的老槐树上嘶喊，喊着“抓革命，促生产”，可私下里，已经有消息像春草似的，从山外漫了进来——南边的村子，有人偷偷把地分了，收成竟比往年翻了番。
贾庄村和钓鱼台的桃峪存隔着一道河，河不宽，却湍，平日里淌着山里的泉水，到了夏汛，就成了张牙舞爪的猛兽。河上没有桥，只有几块被水冲得溜光的石头，胆大的踩着石头跳过去，胆小的，只能脱了鞋，挽着裤腿蹚水。父亲蹲在自家土坯房的门槛上，吧嗒着旱烟，烟锅子明灭，映着他皱成核桃皮的脸。他瞅着门外那条河，又瞅着屋里漏雨的屋顶，心里头，像揣了只兔子，突突地跳。
这几年，日子过得紧巴。公社的工分挣得不少，可分到手的粮食，却总是不够吃。家里四个娃，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我前几天还闹着要吃白面馍，父亲实只能叹着气，摸出藏在炕洞里的几个红薯，烤得焦黑了给孩子垫肚子。夜里，他和媳妇躺在炕上，听着隔壁爷爷的咳嗽声，一声连着一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母亲翻了个身，幽幽地说：“他爹，总这么下去，不是个法子。”父亲“嗯”了一声，烟锅子在门槛上磕了磕，火星溅在地上，灭了。“我听说，山外有人批了宅基地，自己盖房了。”他闷声说，“咱们村的支书，前儿个去乡里开会，回来的时候，脸色也不一样了。”
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母亲的心里。她猛地坐起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着男人黝黑的脸。“你是说……咱们也能盖新房？”高家胡同的老宅子，是祖辈传下来的土坯房，墙皮掉了大半，屋顶的椽子都朽了，去年夏天一场暴雨，塌了半间西屋，至今还敞着个豁口，一到下雨天，屋里就摆满了盆盆罐罐，叮叮当当响一夜。
父亲没说话，又摸出烟荷包，卷了一支烟。他心里早有盘算。这桃峪虽然一片山梁，可风水不差。有一片平地，紧挨着山泉，离高家四爷爷家也近。前阵子，他找支书磨了好几回，递了两包烟，支书才松了口，说：“上头的政策，好像要变了。你要真想批，我就给你递个申请，能不能成，就看乡里的意思了。”
没几天，消息就传了下来——宅基地批下来了。三间北屋的地基，外加两间东屋的空地，就在那片平地上。父亲拿着那张盖着红戳的纸，手都在抖。母亲更是喜极而泣，抱着最小的女儿，眼泪噼里啪啦地掉。可高兴劲没过，难题就来了。盖房要石头，要土坯，要木料，更要命的是，那片地和村子隔着那条没桥的河。
那天父母扛着锄头，去看新宅基地。走到河边，看着哗哗的河水，两人对视一眼，都没说话。脱鞋吧。父亲先脱了，布鞋往肩膀上一搭，挽起裤腿，踩进了河里。春水凉得刺骨，像无数根针扎在腿上，麻得他一激灵。母亲也跟着脱了鞋，抱着一捆麻绳，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河水没过脚踝，没过小腿，冰凉的水顺着裤腿往上钻，冻得她牙齿打颤。走到河中间，水流更急，差点把她冲倒，父亲伸手拉住母亲，两人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挪到了对岸。
上岸的时候，两人的腿都冻成了青紫色，半天缓不过劲来。母亲蹲在地上，搓着腿，眼泪又掉了下来。“他爹，这往后，天天这么蹚水，可怎么熬啊。”父亲叹了口气，看着远处光秃秃的小山丘，心里头，一股子狠劲涌了上来。“熬也得熬。这新房，必须盖起来。”
盖房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没有钱请工匠，就自己动手。父亲年轻时学过泥瓦匠，砌墙、垒灶，样样都拿得起来。母亲是个利落人，和泥、搬砖，不输男人。三个孩子也帮着忙，大的搬石头，小的捡碎砖，一家人，就这么在河滩上安了家。
最难的是劈山开路。新宅基地旁边的小山丘，光秃秃的，全是石头。要盖房，就得把这些石头炸碎，拉回来垫地基。父亲找支书批了炸药，又请了村里几个壮劳力，每天天不亮就上山。炮声一响，山摇地动，碎石乱飞。父亲戴着草帽，挥着铁锤，一下一下砸着石头，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结成了茧。母亲则带着我们，把炸碎的石头一块块搬上车，用牛车拉到宅基地上。
河里的水，还是那么凉。每天一早一晚，父母都要蹚水过河，去工地干活。日子久了，两人的腿就落下了病根，天一阴，就疼得钻心。可他们谁也没说苦。夜里，躺在临时搭的窝棚里，听着山泉的叮咚声，看着远处高家四爷爷家的灯火，心里头，满是盼头。
高家四爷爷和老奶奶，是村里的老人了。四爷爷腿上有旧伤，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奶奶是个和善的老人，每次见了我们一家，都要拉着孩子们的手，塞给我们几颗糖。看到父亲一家忙着盖房，四爷爷拄着拐杖，每天都要到工地转一圈，看着那片平地一天天热闹起来，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光。“后生可畏啊。”他常说，“这桃峪村，要变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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