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冬天，蒙阴的雪下得密，像给沂蒙大地盖了层厚棉絮。是父亲的声音，低沉得像被雪压弯的树枝：“你爷爷，走了。”
那一刻，我手里的手机滑落在地，鲜红的数字在雪光里显得格外刺眼。91岁的爷爷，那个一辈子沉默寡言、把一生都耗在工地和灶台边的老人，终究还是离开了我们。而我，竟又一次没能守在他身边。
爷爷姓什么，家里的老谱上记着，可我们晚辈，早已习惯了跟着家族的辈分喊他“第七十六爷爷”。他和蹇氏奶奶一样，是沂蒙山里最普通的庄稼人，个子不高，背却总是挺得笔直，脸上的皱纹像被岁月的犁铧耕过，藏着一辈子的风霜。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光宗耀祖的功名，甚至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留下，可他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却像脚下的青石板，稳稳地铺在我们家族的根基里。
爷爷这一辈子，最绕不开的两个词，是“出夫”和“伙夫”。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号召兴修水利，蒙阴县要建岸堤水库——也就是后来的云蒙湖。那是1959年的冬天，天寒地冻，沂蒙山区的北风像刀子一样割人。县里下达了“出夫”任务，家家户户都要出人，爷爷那时四十出头，正是身强力壮的年纪，二话没说，扛起铺盖卷就往工地走。
后来听父亲说，当年的云蒙湖工地，是真正的“万人大会战”。蒙阴县的五万民工，再加上临沂、郯城赶来支援的一万六千多人，浩浩荡荡地扎在荒山野岭上。没有挖掘机，没有推土机，全靠双手刨土、肩膀挑担，用独轮车推，用石夯砸。爷爷被分到了后勤组，当起了伙夫。
工地的伙房，其实就是几间用秫秸搭起来的工棚，四面漏风。锅是大铁锅，灶是土灶台，爷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去拾柴火，再用冰凉的水和面、洗菜。那时候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每人一天只有一斤粮，爷爷就想着法子让民工们能吃顿饱饭。他把自己的那份口粮省出一点，掺进地瓜面里蒸窝头；又领着人去工地周边挖野菜，荠菜、苦菜、槐树叶子，洗干净了切碎，拌上一点盐，就是一道菜。
工地上的民工，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挑着百十斤的土筐在坝坡上往返，饿了、累了，就盼着伙房的一声哨响。爷爷总是把第一锅窝头蒸得格外大，把稀粥熬得格外稠，给那些年轻力壮、干重活的民工留着。他自己，却常常啃着硬邦邦的窝头，就着一口凉水，蹲在灶台边匆匆吃完，又转身去忙活。
有一次，天降大雪，工棚的屋顶被雪压塌了一角，寒风裹着雪粒灌进伙房。爷爷怕冻坏了第二天要煮的粮食，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盖在粮袋上，自己则裹着一条破麻袋，坐在灶台边守了一夜。第二天，民工们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时，爷爷的手脚已经冻得红肿，连拿勺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人劝他：“老伙计，你都四十多了，别这么拼。”
爷爷只是搓了搓冻僵的手，笑着说：“大家都在拼命修水库，我守着伙房，让大家吃口热乎的，不算啥。”
就这样，爷爷在云蒙湖的工地上守了半年。1960年4月，大坝如期建成，当第一股水蓄进库区时，工地上的人们欢呼雀跃，爷爷却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片碧波，悄悄抹了抹眼角 。他知道，这片湖，是七万民工用汗水甚至生命换来的——工地上牺牲了四十四位民工，还有两百七十八人伤残。而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用一口口热饭，撑起了民工们的力气，也撑起了这座“沂蒙水塔”的根基。
云蒙湖的工程结束后，爷爷又被派到了井王庄水库。那是一座小型水库，规模远不如云蒙湖，却同样关系着周边几个村庄的灌溉和生计。爷爷依旧是后勤伙夫，依旧守着那口大铁锅，一守就是十几年。
井王庄水库的伙房，比云蒙湖的更简陋。夏天，灶台边的温度能达到四十多度，爷爷穿着单衣，汗流浃背地炒菜、蒸饭，后背的衣服永远是湿的；冬天，他要早早起来烧火，把灶台烧热，才能让来吃饭的村民和民工不觉得冷。那时候，村里的孩子总爱往伙房跑，爷爷就会从灶台边摸出一块烤得金黄的地瓜，或者一个小小的窝头，分给他们。
我小时候，也跟着父亲去过井王庄水库的伙房。那时爷爷已经退休，伙房换了新人，可他还是习惯每天去转转。我蹲在灶台边，看爷爷熟练地添柴、生火，听他讲当年修水库的故事。他说，那时候没有机器，全靠人拉肩扛，坝坡上的土，一层一层地夯，夯到脚踩上去，硬得像石头；他说，井王庄水库的水，是甜的，因为里面藏着大家的汗水；他说，做人就像修水库，要一步一个脚印，要实诚，不能掺半点假。
爷爷的话，不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我心里。后来我创业，开办石材厂，再到做果品购销，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记着爷爷的话——实诚做人，踏实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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