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1934年的黔东地区宛如一片被战火点燃的土地，红军的英勇奋斗与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交织成了一幅波澜壮阔又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画卷。
红军在黔东特区的活动及根据地建设
1934年古历五月初四，那是一个对于黔东百姓而言意义非凡的日子。红三军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从刀坝方向浩浩荡荡地开来，驻扎于沙子坡、池坝、大路槽等地，每一步都仿佛在这片土地上烙下了革命的印记。
红三军来到此地后，一项重要的举措便是收编“神兵”。这些“神兵”原本是当地民众为了抵御土匪、保卫家园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他们有着朴素的反抗精神和对正义的渴望。红军以其真诚的态度和崇高的理想，将这些“神兵”纳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让他们找到了真正为人民而战的方向。
随着红三军的到来，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也在这片土地上应运而生。特区政府设在白石溪，当地百姓怀着对革命政权的信任和期待，亲切地称其为“贵州省政府”。这个根据地的范围颇为广阔，辖官塘、旧寨坝、喻家岩、罗南溪四个区，以及池坝、凉水、红花园等18个乡。在这片土地上，红色的政权如同一颗茁壮成长的幼苗，开始生根发芽。
为了更好地保卫根据地和开展革命斗争，相应的区游击大队和乡游击中队也相继成立。在官塘区，这里辖官塘、池坝、红花园三个乡，麻竹元人夏国安凭借着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对革命的忠诚，担任了官塘区苏维埃委员会主席。池坝人梁言星，又名梁八一，成为了官塘区游击队大队长。而徐正清和谢某这两位外地的红军干部，则肩负起了官塘区的政治工作重任。
他们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黔东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书写下了“天下穷人是一家”“打倒土豪劣绅”“穷人不还富人钱”“把土地分给穷人”等振奋人心的标语。这些标语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当地农民心中的革命热情。在红军的宣传鼓动下，那些长期以来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们，仿佛看到了黑暗中的曙光，纷纷踊跃加入到红军和游击队中去。他们拿起武器，勇敢地向土豪劣绅发起挑战，积极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一时间，黔东地区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红色的旗帜在这片土地上高高飘扬，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力量。
红军主力撤离与反动势力反扑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同年古历九月，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并与红六军团在木黄胜利会师。为了更好地牵制国民党的大量兵力，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做出了撤离黔东、向湘西挺进的战略决策。
红军主力的离开，对于黔东地区的革命形势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反动势力，仿佛嗅到了血腥味道的野兽，伺机而动。他们迅速组织起清乡队、还乡团，将罪恶的目光投向了那些留在原地继续坚持斗争的红军干部和游击队。
马家庄的恶霸地主傅万湘，就是沙子坡地方的反动头目之一。他平日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对红军和革命政权更是恨之入骨。红军主力开走后不久，他便迫不及待地与池坝地主张正荣商议，谋划着如何捉拿负责官塘区政治工作的徐正清和谢某两位委员。他们的阴谋如同毒瘤一般，在黑暗中逐渐酝酿展开，一场针对红军干部的迫害行动即将上演。
反动势力的阴谋策划
傅万湘和张正荣这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为了实现他们罪恶的目的，绞尽了脑汁，利用起了复杂的人际关系来实施阴谋。傅万湘率先出主意，他深知张正荣与梁言星都是本地人，有着一定的联系，便让张正荣去拉拢梁言星。
张正荣细细盘算着，他知晓梁言绪与梁言星是叔伯弟兄，而且梁言绪又是自己堂侄张进友的亲外甥。于是，一个阴险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成型。他打算通过张进友来说通梁言绪，然后让梁言绪去劝说梁言星投降，进而出卖徐、谢两位委员和夏国安主席。为了让梁言星就范，他们甚至以性命相威胁，妄图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一切都按照他们的计划逐步进行着。张进友被成功拉拢，他按照张正荣的吩咐，去劝说梁言绪。梁言绪在张进友的劝说下，也不得不参与到这场阴谋中来。他将傅万湘、张正荣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了梁言星，并劝说梁言星投降，出卖自己的同志。
梁言星的背叛与行动
梁言星，这个曾经投身革命的人，在敌人的威胁面前，却表现出了令人不齿的懦弱。他因怕死而答应了出卖徐、谢和夏国安，还可怜巴巴地请求梁言绪帮忙说情保命。梁言绪看着这个懦弱的堂弟，心中或许也有过一丝不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他对梁言星说：“有我舅爷在里面，一定保得住你。今晚你同我到舅爷家，通知张正荣到我舅爷家来，我们商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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