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重的是，保甲户籍成为地方摊派苛捐的工具。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浙东路州县借保甲之名，按保丁资产征收“保甲税”，甚至“计口敛钱，以供器械”，引发民怨。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中丞李定奏报：“保甲之法，本以除盗，今乃使民敛钱，农民始苦”。
（二）主客户矛盾与社会控制的张力
保甲法将主户与客户强制编户，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宗族血缘纽带。在江南地区，大族常通过隐匿客户维持势力，而保甲法要求“客户附保，与主户同役”，导致“佃农恃保甲以抗地主，主户畏客户而不敢役”。绍兴年间，知平江府章谊奏称：“自保甲法行，佃户不输租者，主户不得发遣，盖保甲籍中佃户姓名与主户并列，遂敢抗法”，这种户籍身份的平等化动摇了封建租佃关系的基础。
五、争议与遗产：保甲法对中国户籍制度的深远影响
（一）新旧党争中的制度博弈
保甲法自推行起就面临激烈反对。司马光抨击：“保甲法使农民弃农桑，习兵器，是驱民为盗”；苏轼则称：“保丁终日训练，不得农作，愁怨叹嗟，流为盗贼”。元佑元年（1086年），高太后摄政后废除保甲法，但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后又恢复，这种反复折射出制度本身的双刃剑效应——它虽强化了中央集权，却激化了社会矛盾。
（二）后世基层控制的制度模板
尽管北宋灭亡后保甲法一度废弛，但其制度逻辑深刻影响了后世。明朝的里甲制与保甲制并行，“十户一甲，十甲一里”的编制明显继承自宋代保甲；清朝雍正年间推行的保甲制更明确规定：“户给印牌，书姓名丁口，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完全延续了王安石“什伍相保”的控制思路。甚至近代中国的户籍制度，仍能看到保甲法将“治安—赋役—军事”功能合一的影子。
结语：在控制与反抗中嬗变的户籍逻辑
王安石保甲法的本质，是通过户籍军事化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全面渗透。当编户齐民不再仅是赋税征收的对象，而成为准军事组织的细胞时，传统户籍制度完成了从“版籍登记”到“社会控制”的功能跃升。尽管该制度因执行偏差与时代局限最终未能挽救北宋危局，但其将户籍作为国家治理枢纽的思路，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控制体系的里程碑——它既标志着中央集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达到新高度，也预示着户籍制度在近代化转型中必将面临的身份解放与权利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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