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朝(1368–1644年):户籍制度的巅峰建构与内在崩塌
明太祖朱元璋将户籍制度推向中国古代的极致——「黄册」与「鱼鳞图册」的双重管控体系。洪武十四年(1381年),朝廷下令全国以里甲(110户为里,10户为甲)为单位,登记每户的姓名、年龄、田宅、资产,制成黄册,每十年更新一次;同时绘制鱼鳞图册,详载土地方位、四至、 owner,两者相互印证,形成「人无遁形,地无隐产」的严密控制(第210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黄册登记人户达1065万户,人口6054万,田亩850万顷,数据精度远超前代。
职业世袭制构成明朝户籍的鲜明特征。朝廷将人户分为军户、匠户、民户、灶户(制盐)等世袭户种:军户世代驻守卫所,匠户服役于工部工场,灶户专司盐业生产。如军户需自备兵器衣甲,「父死子继,世代为兵」,至明中期,全国军户约占总户数的15%,达160万户。这种制度虽保障了国家劳役需求,却严重抑制了社会流动,正统年间就出现「军户逃役者过半,匠户缺额者十之三四」的危机(第211集)。
张居正改革试图挽救户籍制度的颓势。万历九年(1581年)推行的「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按田亩与丁口征收银两。这一改革使户籍与劳役的绑定松动——无地贫民的徭役负担减轻,人丁税开始向财产税转化。至万历中期,全国赋役银中田赋占比从明初的60%升至80%,人丁税占比从40%降至20%,标志着户籍制度从「管人」向「管税」的转型(第212集)。
但明末的社会危机彻底摧毁了户籍体系。天启、崇祯年间,土地兼并达到「王公勋戚庄田逾千万顷」的程度,大量农民脱离户籍成为流民。李自成起义军提出「均田免赋」,在占领区焚毁黄册,重新登记人户,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规定「以田亩多少定赋役」,直接冲击封建户籍制度。至明朝灭亡时,全国黄册登记人口仅存1600万,不足实际人口的一半,标志着传统户籍体系的全面崩溃(第213集)。
五、清朝(1644–1912年):赋役脱钩与近代化转型的阵痛
清朝前期的「摊丁入亩」改革(1712–172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先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1723年)再将丁银分摊入田赋,彻底废除延续两千年的人头税。据《清世宗实录》记载,改革后全国丁银平均每亩摊0.015两,占田赋总额的12%,无地贫民从此摆脱丁税负担。户籍与赋税的脱钩,使百姓迁徙限制放宽,乾隆年间出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约600万湖广人迁入四川,朝廷被迫允许其在定居地「附籍入册」(第214集)。
保甲制的强化反映户籍职能的转型。清朝将明朝的里甲制改为保甲制,以「户—甲—保」(10户为甲,100户为保)编制户籍,册内登记内容从「人丁田产」简化为「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侧重治安管理与流动人口监控。如《保甲条例》规定:「客民赁屋,必报保甲,违者杖八十」,至乾隆后期,全国保甲册登记人口达3亿,远超黄册时代,标志户籍制度从「经济控制」向「社会管理」的转变(第215集)。
「旗民分治」构成清朝户籍的民族特色。旗人户籍由八旗衙门管理,享有「月饷」「圈地」等特权,不属州县管辖;汉人则归州县户籍,承担赋税徭役。至乾隆时期,全国旗人约200万,占总人口的0.6%,却占有直隶土地的30%,这种户籍隔离引发持续的民族矛盾。鸦片战争后,旗人「生计日蹙」,朝廷被迫允许旗人「出外自谋生计,免其销档」,旗民户籍的界限开始松动(第216集)。
清末的近代化冲击使户籍制度面临重构。甲午战争后,东北「闯关东」移民达千万之众,朝廷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东北设立行省,推行近代户籍调查,登记内容包括「姓名、籍贯、职业、不动产」,并颁发「居住证」。但关内移民与本地旗民的土地确权纠纷频发,如奉天省(今辽宁)因户籍登记引发的诉讼案年逾万件,推动户籍管理向「权利登记」转型(第228集)。而太平天国在控制区推行《天朝田亩制度》,以「两」(25户)为单位登记人口、分配土地,虽因战乱失败,却展现对封建户籍的革命性冲击;清末新政时,朝廷借鉴日本警察制度,于1908年颁布《调查户口章程》,计划用十年完成全国人口统计,首次引入「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等近代概念,标志户籍制度向近代化的艰难起步(第218–219集)。
六、近现代过渡(1912年后):传统瓦解与战时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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