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的阳光像把生锈的手术刀，将机关大院的水泥地划得白晃晃的。高小林对着办公室的碎玻璃片调整领带，那是去年小马出国前整理材料时撞碎的镜框残片，此刻在晨光中映出他棱角分明的国字脸，新烫的卷发却像顶歪戴的草帽，背叛了他努力绷住的严肃表情。第三颗的确良衬衫纽扣硌得锁骨发疼 —— 那是他今早特意换上的 “提干专用” 衬衫，领口还留着陈永年去年蹭的咖喱渍。
“高科长！” 财务科老张举着搪瓷缸从走廊冲来，缸沿的 “节约粮食” 标语被十年茶垢糊成墨团，“您可来了！食堂赵师傅说今天要给您办‘新官上任洗尘宴’，连孔雀毛窝头都备好了！” 他的二八自行车铃铛还在叮当作响，车把上挂着的北冰洋汽水押金单随着步伐晃荡，露出 1983 年的红色印章。
高小林的嘴角刚扬起半寸，就看见陈永年夹着红头文件推门进来。这位防伪股长的中山装第二颗纽扣永远松着，露出里面洗得发灰的跨栏背心，胸前 “为人民服务” 的字样只剩 “为人” 二字，像极了被捂住的嘴。“小高啊，” 陈永年推了推泛着绿光的玻璃眼镜，文件上 “关于落实自力更生精神的紧急通知” 几个字还滴着红墨水，“局里刚开完会，从今天起，食堂禁止提供饭菜汤，招待外宾更是要连根筷子都省下来 —— 连汤里的油花都得提前三天报备。”
窗外的蝉鸣突然变得刺耳。高小林望着老张手里的搪瓷缸，缸底还粘着昨天热剩饭时蹭的豆瓣酱残渍，突然想起三年前自己蹲在打印机旁修理卡纸，怎么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会被这缸里的东西困住。“那…… 庆祝宴……”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像被晒干的豆角，在陈永年镜片的反光里簌簌发抖。
食堂后厨飘来若有若无的麦香，赵师傅正往蒸笼里塞最后几个孔雀毛窝头，蓝布围裙上 “为人民服务” 的字样被酱汁染成紫色，口袋里露出半截《窝头涉外审批表》。看见高小林进来，他慌忙把蒸笼往桌底藏，却碰翻了旁边的文件堆，37 页审批表像雪花般散落，每张都盖着 28 个歪斜的公章 —— 那是陈永年要求的 “国际友好防伪标识”。“科长您瞧，” 赵师傅的擀面杖还沾着豆瓣酱，在地面画出歪扭的五角星，“这毛是峨眉山野孔雀掉的，每根都附了《羽毛阶级成分登记表》，绝对根正苗红……”
“赵师傅，” 高小林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喉结撞上领带卡子，“从今儿起，食堂只能供应…… 饭菜汤以外的东西。”
蒸锅里的热气突然凝滞。赵师傅的擀面杖 “当啷” 落在案板上，惊飞了趴在《窝头造型审美规范》上的苍蝇。“饭菜汤以外的东西？” 他抓起案台上的腌黄瓜，酱色的表皮映着窗外的阳光，“这算菜吧？不对，文件说不许有菜！” 又举起一罐豆瓣酱，铁皮盖上的 “革命辣味认证” 章已经生锈，“这算汤吗？可它是干的！” 最后抄起墙角的竹筷，筷头还刻着 1958 年的大跃进标语，“那筷子总行了吧？”
高小林的目光落在竹筷上，突然想起陈永年办公室墙上的《接待用品审批流程图》：竹筷消毒需后勤科盖章，摆放角度需符合 “45 度革命倾斜标准”，连筷笼都要填写《集体用餐工具意识形态审查表》。他掏出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下：“建议食堂供应空气，需制定《呼吸节奏意识形态规范》。” 墨迹还未干，传达室老王骑着二八自行车冲进大院，车筐里的搪瓷缸晃得叮当作响，后架上的牛皮纸袋印着 “省里机密” 四个红字。
“省里来文件了！” 老王的的确良衬衫后背洇出盐花，车闸在水泥地划出刺耳的声响，“为响应自力更生，以后连空气都得定量供应，每人每天 300 口，多一口得打《氧气摄入超额检讨书》！” 他跳下车时，车铃铛又响了三声，惊得槐树上的知了集体噤声。
中午十二点，食堂窗口前挤满了抱着空碗的机关干部。吊扇在天花板上发出垂死般的呻吟，将 “自力更生用餐须知” 的黑板报切成碎块，斑驳地洒在众人肩上。赵师傅戴着 “反浪费先锋” 红袖章，郑重其事地往每个碗里放了块酱豆腐 —— 那是 1968 年的库存，包装纸上 “抓革命促生产” 的语录已经发霉，豆腐表面的白毛在阳光里泛着诡异的光。高小林咬下第一口，咸得眼眶发酸，听见身后的小张悄悄说：“这哪是酱豆腐，分明是公章泡出来的味道。”
陈永年端着空碗路过，碗底粘着张《酱豆腐食用风险评估表》，红笔批注着 “盐含量超标属享乐主义倾向”。“小高，” 他拍了拍高小林的肩膀，跨栏背心的线头勾住了科长的领带，“下午三点开个会，主题是‘如何在无饭无菜无汤情况下实现精神饱足’。对了，” 他指了指高小林胸前的笔记本，“记得带审批过的呼吸记录来 —— 每分钟呼吸超过 18 次属于‘革命热情过剩’，低于 12 次是‘修正主义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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