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最要紧的事，莫过于让百姓从事农业生产。要想让百姓务农，关键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的办法，在于让百姓可以用粮食来作为获得奖赏和免除刑罚的手段。现在招募天下人向官府缴纳粮食，可以封爵，可以赎罪。这样一来，富人能得到爵位，农民能得到钱财，粮食也能流通起来。能够缴纳粮食来获取爵位的，都是有多余粮食的人。从他们多余的粮食中拿出一部分供朝廷使用，那么贫民的赋税就能减少，这就是所谓的损有余，补不足，政令一出，百姓就能获利。现在规定百姓有一匹战马的，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的军事装备，所以给予这样的优待。神农氏曾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城墙，百步宽的护城河，上百万的披甲士兵，但如果没有粮食，也守不住。’由此可见，粮食是君主最需要的，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现在让百姓缴纳粮食获得爵位，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献上一匹战马的功效相比，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主所掌控的，从嘴里说出来就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里不会匮乏。得到高爵位和免除罪行，是人们非常渴望的。让天下人都向边境缴纳粮食来获得爵位、免除罪行，不出三年，边境的粮食肯定就多了。”汉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下令百姓向边境缴纳粮食，根据缴纳粮食的多少授予不同等级的爵位。
晁错又上奏说：“皇上您让天下人缴纳粮食到边境来封爵，这是很大的恩惠。我担心边境士卒的粮食不够用，把天下的粮食大量调运过去。如果边境的粮食足够支撑五年，就可以让百姓把粮食缴纳到郡县；郡县的粮食足够支撑一年以上，就可以适时地赦免罪犯，并且不再向农民征收租税。这样，皇上的恩泽就能遍及万民，百姓会更加努力务农，生活富足安乐。”
汉文帝又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途径，在于致力于根本。我亲自率领天下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可田野并没有更多地被开垦，年景一旦不好，百姓就面带饥色；这说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还不多，官吏也没有更加努力。我的诏书多次下达，每年都鼓励百姓种树，可成效却不显着，这是官吏执行我的诏令不勤勉，对百姓的劝勉也不明确。况且我们的农民非常辛苦，官吏却不体谅，这怎么能让农业生产取得成效呢！今年就赐给农民一半的租税。”
公元前167年，甲戌年，春天二月甲寅日，汉文帝下诏说：“我亲自率领天下百姓耕种，来提供祭祀用的谷物；皇后亲自采桑，来提供祭祀穿的礼服。要把相关礼仪准备好！”
当初，秦朝的祝官有一种秘祝的制度，一旦出现灾祸吉祥的事情，就把过错推给下面的人。这年夏天，汉文帝下诏说：“我听说，按照天道，灾祸是由怨恨引起，福气是由德行产生，百官的过错，应该由我来承担。现在秘祝之官把过错推给下面的人，来彰显我的不德，我很不认同。把这个制度废除掉！”
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应当受刑，朝廷下诏将他逮捕，押解到长安。他的小女儿缇萦上书说：“我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正；现在因犯法应当受刑。我伤心的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受刑致残后也不能再复原，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我愿意自己没入官府做奴婢，来赎父亲的刑罚之罪，让他能够有机会改过自新。”
围绕汉文帝时期晁错的建言及文帝举措展开，内容兼具政治智慧与历史启示：
晁错的政治远见与治国思想
边防与移民政策的系统性：晁错提出的边境移民策略，将军事防御与民生建设结合。如规划城邑、配置基础设施、建立社会组织（伍、里、连、邑的编制），既增强边防力量，又通过“先安其居、后固其心”的方式，让百姓扎根边境，体现对长期治理的考量。这种“寓兵于农”的思路，比单纯军事屯戍更具可持续性。
重农抑商与粮食安全的深刻洞察：他对农业与商业的分析切中时弊。指出商人“不耕不织却富甲一方”，农民“终年劳苦却濒临破产”，揭示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问题。提出“贵五谷而轻金玉”，以粮食作为封爵、赎罪的手段，既调动富人献粮积极性，又减轻贫民赋税，通过经济杠杆强化农业根本地位，堪称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典范。
政策执行的务实考量：晁错强调“得人”与“治法”结合，如移民需“良吏管理”，边防需“训练有素”，避免政策流于形式。其主张既立足现实（如预判匈奴冬季南下），又注重长远规划（分阶段充实边境与郡县粮食储备），展现务实的治国逻辑。
汉文帝的治国举措与君主风范
纳谏如流与政策执行力：文帝对晁错的建议多次采纳，从边境移民到重农政策，再到废除秘祝制度，体现君主对治国良策的开放态度。尤其在粮食政策上，通过“入粟拜爵”调动社会资源，快速充实储备，显示政策落地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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