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时候，皇帝下诏扩大各种祭祀的坛场，增加祭祀用的玉器和布帛，还说：“我听说祠官祈祷，都把福气都归到我一个人身上，不考虑老百姓，我这心里怪愧疚的。就我这德行，还独占这福气，老百姓却享受不到，这不是显得我更缺德嘛。让祠官好好祭祀，别光为我一个人祈福！”
这一年，河间文王刘辟强去世了。
当初，丞相张苍觉得汉朝得的是水德，鲁人公孙臣却认为汉朝该是土德，说土德的征兆是黄龙出现。张苍觉得他胡说八道，就没搭理他。
公元前165年春天，黄龙在成纪出现了。皇帝就把公孙臣召来，封他为博士，让他和其他儒生一起论证土德，起草改历法、定服色的事儿。张苍这下觉得自己没面子，就蔫儿了。
夏天四月，皇帝第一次到雍地，在郊外祭祀五帝，还大赦天下。
九月，皇帝下诏让诸侯王、公卿、郡守推荐贤良、能直言进谏的人，皇帝亲自出题考他们。太子家令晁错答题答得特别好，被提拔为中大夫。晁错又上奏章，说应该削弱诸侯势力，还有一些法令需要修改，写了足足三十篇。皇帝虽然没全听他的，但觉得这人才华不错。
这一年，齐文王刘则、河间哀王刘福都去世了，还没孩子，封国就被撤销了。
有个赵国人叫新垣平，靠看风水啥的被皇帝召见。他跟皇帝说长安东北方向有神气，五彩斑斓的。于是皇帝就下令修建渭阳五帝庙。
公元前164年夏天四月，皇帝在渭阳五帝庙祭祀上帝。这下新垣平可火了，被提拔为上大夫，赏赐了好几千金。皇帝还让博士、儒生们从《六经》里找依据，写了本《王制》，商量着去各地巡视、封禅这些事儿。又在长门道北边建了五帝坛。
把淮南王刘喜又改封为城阳王。还把齐国分成六个国家，丙寅这天，封齐悼惠王还在世的六个儿子：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武成侯刘贤为菑川王，白石侯刘雄渠为胶东王，平昌侯刘卬为胶西王，仂侯刘辟光为济南王。淮南厉王在世的三个儿子：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
秋天九月，新垣平派人拿着玉杯到宫门前上书，说是要献给皇帝。新垣平跟皇帝说：“宫门前有宝玉的祥瑞之气飘过来了。”过了一会儿，一看，果然有人来献玉杯，上面还刻着“人主延寿”。新垣平又说：“我能让太阳再回到中天一次。”过了一会儿，太阳还真往回走，又到中天了。于是皇帝就把这一年改成十七年为元年，还下令全国老百姓一起喝酒庆祝。新垣平又忽悠皇帝：“周朝的大鼎丢在泗水里了。现在黄河决口，和泗水连通了，我看东北方向汾阴那边有金宝之气，估计周朝的大鼎要出现了！征兆都出来了，不去迎接可不行。”皇帝一听，赶紧派人在汾阴南边修庙，挨着黄河，打算祭祀迎接大鼎出现。
公元前163年冬天十月，有人上书告发新垣平，说他说的全是骗人的鬼话。皇帝把他交给官吏审问，最后新垣平被处死。从这以后，皇帝对改历法、定服色、祭祀鬼神这些事儿也不咋上心了，渭阳和长门的五帝庙，就让祠官去管，按时祭祀，自己也不去了。
聚焦汉文帝时期的政治、军事与社会治理，通过刑罚改革、对匈防御、人才任用等事件，展现了文帝仁政与时代局限的交织：
刑罚改革：仁政的进步性与执行矛盾
人文精神的突破:文帝废除肉刑（如黥、劓、刖等），以苦役、笞刑替代，提出“刑罚以导人向善”的理念，打破先秦“以刑止刑”的残酷逻辑，体现对生命权与人格尊严的初步重视，是中国法制史上从野蛮到文明的重要转折；改革的局限性:丞相张苍等人拟定的新律存在明显缺陷：如笞刑数量过重（三百、五百下常致人死亡），变相加重刑罚；对贪污、累犯等直接处斩，仍保留严刑峻法色彩。这反映出改革在“宽刑”与“维稳”间的妥协，也暴露官僚体系对君主意志的执行偏差。
对匈政策：被动防御与人才困境
军事应对的保守性:老上单于率14万骑兵入侵，汉文帝虽部署重兵防御，甚至欲亲征，但最终仅将匈奴逐出边塞即止，未主动追击。这种“防御为主”的策略，与汉初国力尚弱、需休养生息的现实相关，但也助长了匈奴的侵扰气焰，为后续边患埋下隐患；冯唐论将的政治隐喻:冯唐借李牧典故批评文帝“赏罚失当”，直指魏尚因“上报杀敌数差六人头”被削爵的荒诞；官僚体系僵化：文书考核凌驾于战功实效，反映文法吏制度对军事效率的侵蚀；君主用人的矛盾：文帝虽纳谏赦免魏尚，却难改“重程序轻实绩”的治理惯性，暴露出集权体制下人才任用的局限性。
经济与民生：重农实践与制度隐患
废田租的民本举措:文帝下诏“免除田租”，是对晁错重农思想的深化，直接减轻农民负担，推动粮食增产与人口增长，为“文景之治”奠定物质基础。此时“刑罚大省，断狱四百”的社会稳定局面，印证了轻徭薄赋对民生的积极影响；商业与农业的隐性矛盾:文中虽未直接提及商业，但新垣平以“祥瑞”获宠、诸侯分封等事件，暗示地方豪强与商人势力仍在渗透政治（如齐地分六国后，商业资本可能借分封重新活跃），为景帝时期“七国之乱”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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