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听闻传言:闽越王之弟甲杀王,甲又被处死,其民众无主。陛下若想使他们归附,可将其迁入中原,派重臣安抚,施德赏赐,他们必携老扶幼归顺圣德;若无意接纳,也可延续其国统,复立王侯,使其成为藩臣,世代纳贡。陛下只需以方寸官印、丈二印绶,即可安抚边地,不劳一兵一卒,而威德并行。如今若兴兵进入越地,越人必定震恐,以为朝廷要屠灭其族,必如野鸡野兔般逃入山林险阻。我军撤离,他们就重新聚集;留驻防守,经年累月则士兵疲惫、粮草匮乏,百姓苦于兵事,盗贼必起。臣听长老说:秦代曾派尉屠睢攻越,又令监禄凿渠开路,越人逃入深山林丛,秦军无法进攻,只得屯守空地,日久疲惫,反被越人袭击,大败而归,于是征发囚犯戍守。当时内外骚动,民不聊生,逃亡者相聚为盗,山东之乱由此而起。战争本是凶险之事,一方生乱,四方震动,臣唯恐变故与奸邪之事将由此萌发。
臣听说天子之兵有 “征讨之名” 而无 “实战之劳”,是说无人敢与朝廷抗衡。若越人侥幸与我军先头部队遭遇,哪怕有一个士兵伤亡败退,即便得到越王首级,臣也为大汉感到羞耻。陛下以四海为疆域,生民皆是臣妾,若垂德施惠,使百姓安居乐业,恩泽可传万世。天下安稳如泰山,夷狄之地何足挂怀,何必烦劳大军远征?《诗经》说:‘王道宏大公正,徐方自然来归。’说的是推行王道,远方自会臣服。臣担心将领们把十万大军当作了区区使者的任务啊。”
评论
这段历史勾勒出汉武帝初期的治国图景,暗藏三大历史逻辑:
制度转型与意识形态构建:废除三铢钱、推行半两钱,是经济集权的重要举措;设立五经博士,则标志着汉代统治思想从黄老 “无为” 向儒家 “有为” 的转向。此举不仅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更通过将学术与仕途绑定,为中央集权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影响中国两千年政治文化格局。
皇权扩张与外戚势力博弈:田蚡以国舅身份专权,其 “权移主上” 的现象,揭示了汉初外戚政治的深层矛盾。汉武帝 “君除吏已尽未” 的质问,表面是对田蚡揽权的不满,实则是皇权对相权(及外戚势力)的反击。这一博弈为后来汉武帝设立内朝、削弱外朝埋下伏笔,折射出专制皇权强化的历史趋势。
边疆战略与治国理念冲突:闽越之役中,汉武帝的军事强硬与刘安的怀柔主张形成鲜明对比。刘安的谏言深刻揭示了农耕文明对南方山地的治理困境 —— 地形阻隔、水土不服、成本高昂,其 “以德怀远” 的主张本质上是汉初 “休养生息” 政策的延续。但汉武帝最终出兵,既因南越 “守约” 触发保护藩臣的政治责任,也暗含打破 “无为” 格局、展现帝国威严的战略意图。此事件成为汉朝向 “外儒内法” 治国模式转变的缩影,也预示着武帝时期大规模边疆经略的序幕。
此外,灾异频发(赤风、旱灾、蝗灾、火灾)与彗星出现,在汉代 “天人感应” 思想下被视为政治预警。汉武帝素服斋戒的举动,既是对天意的敬畏,也是通过仪式强化统治合法性的政治表演。从宏观历史看,建元年间的这些事件,正悄然推动着西汉从 “文景之治” 的内敛转向汉武帝时代的扩张,制度、权力与战略的三重变革,已在历史帷幕下缓缓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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