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股权，是花了几年时间一家一家谈下来，一笔一笔收进来的五十三家日本企业的股权，是东京电子的光刻机、日本光学的镜头、富士通的计算机、尼康的光学仪器。。。。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条技术路线，一套专利池，一群在世界精密制造领域里站在金字塔尖上的工程师。这些股权不是用钱买来的，是用耐心、时机、战略定力，以及无数个和日本人推杯换盏的深夜一杯一杯清酒换来的。
卖还是不卖？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前世，他读过一篇回忆录。写回忆录的人是个老工程师，八十年代去日本进修。他在日本待了三年，跟着一个叫松间的技师学精密加工。松间教得很认真，手把手地教，连自己记了一辈子的窍门都教了。
回国前，松间请他喝酒。喝着喝着，松间说了一句话：“你们学走了，我就不重要了。”
老工程师愣住了。
松间笑了笑，说：“不重要就不重要吧。反正我造的这些东西，总要有人接着造。不是你们，就是美国人。美国人不会叫我师父。你们会。”
老工程师回国后，每次带徒弟，都会想起这句话。
后来他老了，退休了，徒弟也成了总工。。。。把自己会的，都教出去。
熊光明拿起笔，翻到报告的空白页，写了一行字：“1989年9月之前，清完所有投机性资产。股权保留，但要分批转给国内主体。技术资料加速复制，原件存瑞士，复印件分批次运回国内，走不同的路线。”
写完了，他看着那行字，沉默了很久。笔尖停在“原件存瑞士”五个字上，很久没有移开。
不是一句随意的安排，而是一条退路，一道防火墙，一份对未来的保险。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说不出口的东西。但退路这个词，听起来总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钱回来以后，放哪儿？
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内线：“老朱，有空吗？过来坐坐。”
十分钟后，朱同志推门进来：“什么事，这么急？”
熊光明把报告推给他。
朱同志看完，沉默了片刻。
“九十亿美元~~光明同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熊光明站起身，给他倒了杯水。
“意味着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国内经济会被冲垮。通货膨胀、汇率波动、资产泡沫，一样都少不了。”
朱同志点点头：“所以，你的想法是？”
熊光明把杯子递给他：“两条腿走路。第一，用五年时间分批回流。每年回来十五到二十亿，分散在六十个月里，通过进口设备、引进技术、合资建厂这些渠道慢慢消化。这些你要盯紧。设备和技术不能买重了，不能买漏了，要成体系地往国内搬，要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不要盲目追大求洋。三线厂这些年转型困难，有好几个厂子设备老旧，工人技术底子还在，就是缺订单、缺技改资金。这笔钱能不能用在刀刃上，就看你的了。内部竞争要有度，同一个技术路线，不要重复引进太分散。不同的技术档次，要形成梯度分工。”
他顿了顿，把语气放得更缓了一些：“第二，留一部分在外面。不全部回流，留一个战略储备。以后遇到国际金融市场有大的动荡~~比如石油危机、汇率波动、某个主要经济体的系统性风险。我们手上有子弹，可以在关键时候出手。不光是钱的问题，是有这笔钱在，我们的腾挪空间就大得多。”
朱同志沉吟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节奏：“十五到二十亿~~这个数字，人民银行应该能消化，关键是渠道。没有合适的渠道，钱进不来。硬往里灌，会出事。”
熊光明回到桌前，拿出一份文件：“渠道已经有了，这是嘉木同志刚报上来的计划。准备在香港成立一家新的控股公司，专门负责资金回流的运作。同时，通过参股日本的贸易商社，把一部分资金转成长期的资源进口合同，石油、矿石、木材、橡胶。你再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朱同志接过来拆开，抽出里面的文件，标题是：《关于设立香港控股公司及通过贸易渠道回流资金的初步方案》。他往下看了几行，这个方案做得极其细致，每一笔资金的流向都画了箭头，每一个离岸公司的注册地都标了说明，每一种进口商品的品类都列了清单。熊光明在每一项后面都附了国内对应的需求缺口数据和建议的优先级排序。
朱同志把文件翻到最后一页，合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拍了拍，沉默了一会儿。
“我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资源什么时候都不怕多。这些东西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都用得到。石油更不用说，现在国内产量还能顶一阵子，但长远看肯定不够，缺口很大。这个陈嘉木，是个能人。”他抬起头。
“当年你选他去香港，选对了。”
熊光明笑了笑，没有接话。
1989年6月，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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