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下了！”王至诚答应着张景城，收好笔记本和书画包，快步离开上海徐园大礼堂，正要登上张景城的黄包车，听到一个陌生的喊声：“等一等！”
王至诚停下脚步转头看：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高挑青年向他招手，左手握着一个画轴。青年长方脸，白净英俊，透着自信和坚毅。
青年微笑着朝王至诚跑过来，语气亲切地问道：“您是东北大学的王至诚吧？”
王至诚愣了一下，心中疑惑：一个白面书生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
青年一脸兴奋地说道：“关于东北我不生疏，曾和画家傅抱石、吴作人、关山月到过大连和沈阳，听说东大有个赴日留学的书画家叫王至诚，本来想去奉天拜访，这不，巧了，至诚兄来上海了。”
王至诚一时想不起此人的身份，略显尴尬地说：“对不起，至诚愚钝，您是……”
“贵人多忘事，我叫许富达。”青年主动地伸出手。
“许达！”王至诚紧紧握住他的手，心中闪过一丝亲切。
王至诚思索一会儿：许幸之，1904年生，江苏扬州人，祖籍安徽歙县，原名许富达，学名许大，笔名霓璐、天马、屈文、丹沙……连忙伸手握着许幸之的手：“着名画家、诗人、剧作家、美术评论家。”
“哪有这么多家啊？”许幸之谦虚起来，“我就是搞点油画、粉画和美术史，跨界当过电影导演。”
许幸之自幼热爱绘画，十三岁时便拜着名美术教育家吕凤子为师，后来进入上海美专、日本美术学校和东方艺术研究所深造。在此期间，他创作的《母与子》《落霞》《天光》等作品，曾获得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名家的高度评价。
王至诚模仿成仿吾当时赞扬许幸之的话，笑着说：“幸之君的《天光》……一束微弱的天光刚把一只无处投奔的小鸟照亮，唯有它停留在空际，下面的世界却依旧沉沦在黑暗里……”
“走吧！我带你去大礼堂转转。我们边走边谈。”许幸之热情地邀请，王至诚也不客气，跟了上去。
王至诚和许幸之并肩跨进大礼堂，王至诚说道：“观察你的相貌，许兄在20岁前后，巧逢贵人运，方获艺术技艺。”
许幸之放缓脚步：“那一年我20岁赴日勤工俭学，先后在日本川端画会和日本美术学校学习。因为我的勤奋和刻苦，感动了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和郁达夫，他们不约而同地为我提供帮助，郭沫若更是每月给予我一定的资助。”
王至诚说道：“兄弟在日本美校学习期间，还认识外乡人，一男一女。”
“藤原朴田和川岛美子。”许幸之也不回避，“说来话长－－”
某一天，夕阳如血，樱花树下，端坐着一位标致的小姐。相隔两米的地方，一位艺术家范儿的学子－－藤原朴田正用炭画笔为裸背的少女画像：“别动，川岛美子。”学子将炭画笔放下，取出一个白馒头，小心地去掉外皮，然后拿着去皮的馒头在川岛美子的胸前轻轻地旋转、擦拭……
就在藤原朴田全神贯注地作画的时候，身后伸出一只手，黑炭笔恰如其分地为画作添上了两个优美的弧线。
“许幸之，你要干什么？”藤原朴田猜到是中国朋友过来了。
“藤原朴田，你在干什么？”许幸之手里换上一只铅笔，敲打着画像的亮点，“你为什么画得这么亮？夸张地突出亮点吗？现实主义的画风可不是这样啊。”
藤原朴田站起身，愤愤不平：“好好的一个漂亮小姐，毁在你的笔下！”
许幸之看着藤原朴田生气的样子：“亏我们还是朋友，不然吃了我不成？”
“我才不需要你－－中国朋友，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日本小姐。”藤原朴田指着许幸之，语气中满是挑衅。
“看你是我在日本的朋友，我才帮你。”许幸之有些委屈地说，心中暗想自己为何要被如此对待。
就在这时，川岛美子穿好上衣，看到自己的画像，微微皱眉，问藤原朴田：“这里为什么这么白亮？怎么画得这么黑？”
“你问他！”藤原朴田不屑地指着许幸之。
川岛美子微微一笑，走近许幸之：“这位同学，请你为我画一幅吧。”
许幸之默默无言，将头扭到一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是日本学子。川岛美子对他说：“没事儿，加上标题和落款吧。但有一点，必须用王羲之的行书体。”
这句话让许幸之顿时为难。他虽然在诗、词、画、剧上都有所造诣，但书法只是他的爱好。更何况，王羲之的行书，虽不是不能写，但他担心自己写得不好，难以给中国人争光。
“我的画像从来不署名落款的。我可以替藤原朴田为小姐画一幅。”许幸之试图退而求进。
川岛美子却不依不饶，拿着画像，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在大日本，是你们想画就画，想白就白，想擦就擦，想黑就黑，想让我坐就坐啊？”说着，她把画像递给许幸之，要求升级：“落款，必须用王羲之《兰亭序》的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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