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元朝至大年间，江南嘉兴府一个织户的儿子，名叫陆文康。
我家世代织锦，手艺传男不传女，据说祖上曾给忽必烈大汗织过战袍。
但我家有个古怪的规矩：每织完一匹锦，必须剪下一角，烧成灰，撒在织机下。
我问父亲为什么。
父亲正在给一架新织机上油，手里的油刷顿了顿。
“织锦是偷天工。”他声音压得很低，“一匹锦要耗三千六百根丝，每根丝都沾着织工的魂气。织完了，就得还一点回去，不然魂气太满，织机会‘活’过来。”
“织机活了会怎样？”
“会自己织。”父亲眼神发飘，“织出来的不是锦，是‘命帛’。谁的名字被织上去，谁的命就被织进去了。”
我以为父亲吓唬我。
直到我十六岁那年，家里接了一桩大活。
嘉兴路的达鲁花赤要给他女儿办嫁妆，要织一百匹“缠枝莲”纹的锦，限期三个月。
工钱给得高，足够我家吃三年。
父亲接了。
我们日夜赶工。
织到第九十九匹时，出事了。
那架用了三代的老织机，在半夜自己动了起来。
不是风吹，是实实在在地动——踏板上下，梭子穿行，可上面没人。
织出来的也不是“缠枝莲”。
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暗红色纹路，像血管，又像地图上的河流。
布面上，隐隐约约浮现出字。
蒙古文，我不认识，但父亲看过之后，脸煞白。
“是达鲁花赤女儿的名字……还有生辰八字……”
他想停下织机，可织机像有了自己的意志，根本停不下来。
三天三夜，织机自己织完了一整匹布。
布成那天，达鲁花赤的女儿暴毙。
说是突发心疾，可坊间传言，她死的时候浑身缠满了暗红色的丝线，像被裹在茧里。
父亲吓得把那匹布藏在密室，再不敢碰。
可一个月后，父亲也开始不对劲。
他总说手指疼，摊开手看，十个指头的指尖都有细小的孔，像被针扎过。
孔里不时渗出暗红色的丝线，轻轻一扯，疼得钻心。
请了大夫，大夫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说是“劳症”，开了些补药。
但父亲的病越来越重。
那些红丝线从指尖蔓延到手背，到手臂，最后爬满全身。
他躺在床上，像一具被红线缠绕的木乃伊。
临死前，他抓着我的手，眼睛瞪得老大：
“文康……那匹布……不是布……”
“是‘命织’……它吃了达鲁花赤女儿的命……现在要来吃我的了……”
“你记住……千万别再碰那架织机……千万别织完一百匹同样的锦……”
“否则……织机会记住那个纹路……永远织下去……直到吃光所有相关的人……”
说完，他咽了气。
身上的红丝线瞬间枯萎，化作灰烬。
可那些灰烬在地上聚拢，慢慢爬向密室的方向。
像有什么东西在召唤它们。
我葬了父亲，锁了密室，本想卖了织机，可没人敢买——达鲁花赤女儿的死，已经让这架织机有了“凶名”。
我只能守着老宅和织机，靠接些零活过活。
但我谨记父亲的警告：不织大单，不织同样的纹样超过十匹。
倒也相安无事。
直到泰定元年，嘉兴府来了个新总管，叫孛尔只斤·脱脱不花，是蒙古贵族。
他要给大都的皇帝进贡，需要一种特殊的锦：用金线织出“八宝吉祥”纹，一共要九百九十九匹。
府里的官织局接不了，便摊派到民间织户。
我家被分到三十匹。
我本想推脱，可衙役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不织，就是抗命，满门抄斩。”
我只能接。
但留了个心眼——我把“八宝吉祥”纹稍稍改了改，宝瓶的瓶口改小，法轮的辐条改多，这样严格来说不算同样的纹样。
织到第二十九匹时，还是出事了。
那天深夜，我在织房赶工，困得睁不开眼，趴在织机上打了个盹。
梦见父亲站在织机前，浑身缠满红丝线，对我摇头：
“文康……快跑……它醒了……”
我惊醒。
织机自己在动。
和当年一样，踏板上下，梭子穿行，织出来的却不是“八宝吉祥”。
是暗红色的，血管般的纹路。
布面上浮现出字，这次是汉字：
“脱脱不花……泰定元年……贡锦……九百九十九……”
我头皮发麻。
想停下织机，可根本停不住。
这匹布织了整整一夜。
天亮时，布成了。
暗红色，触手温润，像有体温。
那些字在布面上微微起伏，像在呼吸。
我吓得把布卷起来，锁进密室——和当年那匹“命织”放在一起。
三天后，消息传来：脱脱不花总管暴毙。
死在书房里，身上缠满了金色的丝线——正是官织局用的贡锦金线。
仵作验尸，说是窒息而死，可那些金线是从他皮肤里长出来的，像汗毛一样，密密麻麻。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