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民国二十六年冬，天津卫老城里一家小当铺的学徒，姓傅，叫傅鸿。
我们当铺没有名字，只在青砖墙上挂个褪了色的“当”字木牌，掌柜的姓胡，都叫他胡爷。
铺子不大，前后两进，前头是柜上，后头是库房，楼上住人。
胡爷收东西杂，什么都敢接：死人嘴里含的玉、坟头扒的瓷、走投无路时押上的房契地契，甚至还有押妻押女的——当然，这种他只做中间人，不落文字。
但胡爷有两条规矩，我刚进门就交代了：
第一，子时之后，绝不交易。
第二，库房最里间那排紫檀木柜，绝不准开，更不准碰里面的东西。
我问为什么。
胡爷当时正在拨算盘，手指停了停，眼皮都没抬：“那里面装的不是当物，是‘业’。碰了，业就归你。”
我不懂什么叫“业”。
胡爷难得解释了一句：“业就是债。人这辈子欠的、造的、该还还没还的，都叫业。那柜子里，收的就是客人押在这里的业。”
“业也能当？”
“能。”胡爷抬眼，眼神浑浊，“有些人走投无路了，钱、物、命都押光了，就剩下一身业。押给我，换三年清净。三年后，连本带利赎回去。赎不起，业就烂在我这儿。”
“那要是……业烂了会怎样？”
胡爷不答了，只摆摆手让我去擦柜台。
我那时十八岁，家里遭了兵灾，只剩我一个，以为找到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哪想得到这铺子比战场还邪门。
在铺子里待了三个月，我渐渐看出些门道。
来当业的客人，都很怪。
有的穿绫罗绸缎，却面如死灰，当一纸契约，纸上无字，只按个血手印。
有的破衣烂衫，眼神却亮得吓人，当一块黑乎乎的“肉”，说是自己的良心。
更有个穿旗袍的女人，每月十五必来，当一缕头发，换一块银元。她的头发一次比一次白，人一次比一次瘦，最后一次来，满头银丝，走路都打晃，换走银元后，再没出现过。
我问胡爷那女人当了什么业。
胡爷在账本上记了一笔，头也不抬：“她当的是‘寿’。一缕头发一年寿，当了十年，昨晚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
胡爷合上账本，看了我一眼：“怕了？怕就滚蛋。这行当，吃的就是人怕死、怕苦、怕债的饭。”
我没滚。
不是不怕，是无处可去。
而且我好奇，那些“业”收进来，怎么存放？又怎么赎？
机会来了。
那年腊月二十三，祭灶夜，胡爷喝多了。
他每年这天都喝，说是祭奠故人。喝醉了就絮叨，说什么“师弟我对不住你”、“那东西不该碰”之类的胡话。
那晚他醉得尤其厉害，趴在柜台上睡着了，钥匙从腰间滑落。
我看着那串黄铜钥匙，心怦怦跳。
库房钥匙也在上面。
鬼使神差地，我捡起钥匙，溜进了库房。
库房很大，堆满货架，蒙着灰。我举着油灯，径直走到最里间。
那排紫檀木柜立在墙边，一共八口，每口都挂着铜锁，贴着一张黄符，符上用朱砂写着字。
我凑近看，字迹潦草，但能辨认：
第一口柜：“贪业，癸亥年收，利三分，期三年。”
第二口柜：“杀业，甲子年收，利五分，期五年。”
第三口柜：“淫业，丙寅年收，利七分，期十年。”
……
一口比一口凶，利息也一口比一口高。
最后一第八口柜，符上的字是：“叛业，辛未年收，利十二分，期……无期。”
无期？
我正琢磨，忽然听到“咔哒”一声。
第八口柜的铜锁，自己开了。
柜门缓缓移开一条缝。
里面黑漆漆的，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像铁锈混着檀香，又像……血放久了的那种甜腥。
我后退一步，想跑。
可柜门缝里，忽然伸出一只手。
苍白，枯瘦，指甲很长，微微颤抖。
它朝我招了招。
我的腿像钉在地上，动弹不得。
那只手又招了招，然后，缩了回去。
柜门开大了些。
里面似乎有东西在发光，幽幽的，青白色。
我咽了口唾沫，挪过去，把油灯举高，往里照。
柜子里没有想象中的宝物或恐怖之物。
只有一面镜子。
青铜镜，巴掌大，边缘刻着古怪的花纹，像云，又像扭曲的人脸。
镜面蒙着一层灰蒙蒙的雾，照不出人影。
镜子的背后，贴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年轻男人，穿学生装，眉眼清秀，嘴角带着笑。照片边缘有一行小字：“辛未年九月，赠怀瑾。”
怀瑾？这名字有点耳熟。
我想起来了，胡爷有个从不离身的怀表，表壳内侧刻着两个字，就是“怀瑾”。
这镜子和照片，是胡爷的？
正想着，镜面上的雾忽然散了。
镜子里照出影像。
但不是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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