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幕僚团队加入后，定远县衙仿佛注入了一股清泉，原本繁杂的事务被梳理得井井有条，各项新政推行得愈发顺畅。
刘晔以其全局视野，协助龙天策制定了《定远三年发展纲要》，将开垦、水利、纺织、教化等事务分门别类，列出优先级与具体措施，让所有人都有了清晰的目标；邓铿则以其精湛的文墨，将龙天策的政令细化为通俗易懂的条文，配合房衍的算术能力，将赋税、徭役等制度调整得更为合理，既保证了县衙的运转，又最大限度减轻了百姓负担；杜哲更是带着工匠和百姓，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新挖的沟渠如同毛细血管，将清水引入一片片干涸的农田。
这股蒸蒸日上的势头，落在黄伦等人眼中，却成了扎眼的针。他们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对定远的控制力正在飞速流失——百姓们不再围着他们转，而是更愿意相信县衙的新政；乡绅们开始动摇，有人甚至偷偷向刘晔请教如何改良土地；连县衙里的旧吏，也渐渐向夜凌靠拢，不再对他们言听计从。
“再这样下去，我们就真的成了摆设！” 黄伦的书房里，李乡长（上次被扔进河里后虽保住性命，却已吓破胆，对黄伦更加依附）面色惨白地抱怨，他的绸缎庄因为新织坊的冲击，生意一落千丈。
旁边的王地主（黄伦的姻亲，垄断了定远半数的粮铺）也沉声道：“那个杜哲修的水渠，直接通到了南坡的荒地，那里若是种上粮食，我的粮价就得再降三成！绝不能让他们成了气候！”
黄伦端着茶杯，手指在杯沿摩挲，眼中闪过阴鸷的光：“他们不是想做事吗？那就让他们做不成！明着来我们斗不过，暗地里的手段，难道还怕了他们？”
一场针对新幕僚团队的“绊子战”，悄然拉开了序幕。
最先遭殃的是负责户籍与土地丈量的邓铿。
为了厘清多年混乱的田界，邓铿带着几个衙役，拿着绘图工具和账册，前往与王地主土地接壤的张村。刚到村口，就被一群手持锄头的“村民”拦住了去路。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王老爷的地，谁敢动？” 为首的壮汉（王地主的管家）横眉立目。
邓铿出示县衙文书：“奉县令大人令，丈量田界，厘清赋税，是为了让百姓公平纳税，并非侵占谁的土地。”
“什么公平纳税？我看是想趁机抢地！” 管家一挥手，“给我打！把他们的东西砸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
一群人蜂拥而上，将邓铿带来的账册、绘图工具抢过去撕的撕、砸的砸，还推搡着邓铿和衙役，嘴里骂骂咧咧。邓铿虽有文胆，却无武力，被推得一个趔趄，胳膊撞在石头上，顿时青了一块。
“这是县衙的公务！你们敢抗命？” 邓铿又气又急。
“抗命又怎样？有本事让你们县太爷来！” 管家嚣张地吐了口唾沫，带着人扬长而去。
邓铿狼狈地回到县衙，看着被撕碎的账册和摔坏的工具，气得浑身发抖。龙天策听闻此事，脸色铁青，却按住了要去理论的黄强：“这是故意激怒我们，不能中了圈套。”
没过几日，杜哲负责的水渠工程也出了问题。
一段刚修好的引水渠，夜里被人挖开了一个大口子，渠水汹涌而出，淹没了附近的几亩农田（恰好是黄伦家的佃户）。佃户们哭喊着跑到县衙告状，说是杜哲修的水渠质量差，才导致溃堤，要求赔偿。
杜哲赶到现场，一眼就看出那缺口是人为挖开的——断口整齐，边缘还有铁锹的痕迹。可佃户们被人挑唆，根本不听解释，只是哭闹着要赔偿。黄伦带着几个乡绅“恰好”路过，假惺惺地劝道：“杜先生，看来是工程有疏漏啊，还是先赔偿百姓损失，平息民愤要紧。”
杜哲气得脸色发红，却苦于没有证据，只能先安抚百姓，承诺会查清此事，再做处理。
接二连三的麻烦，开始针对房衍。
房衍负责核算织坊的收益和粮食调配，需要定期与外地商人交易。可最近几次，外地商人要么借口“货物被劫”，迟迟不送布匹；要么就是送来的粮食掺杂了大量沙土，根本无法食用。房衍派人去查，发现是黄伦的亲信在半路威胁商人，要么扣货，要么强迫他们以次充好。
“这些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房衍将账本拍在桌上，眉头紧锁。织坊的收益若断了，不仅影响百姓收入，连县衙的资金周转都会出问题。
最阴险的是针对刘晔的算计。
刘晔负责制定全局规划，常需要查阅县衙的旧档案。一次，他在翻阅关于黄伦家族土地来源的旧账时，发现关键几页被人撕毁了。他询问负责保管档案的老吏，老吏支支吾吾，只说“不知何时弄丢了”。
更有人暗中散布谣言，说刘晔“蓝发蓝眸，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来定远“图谋不轨”的，甚至编造说他与叛军有勾结，试图挑拨龙天策与刘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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