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耗归公”的余波尚未平息，杞县的地头蛇们还在为失去这笔稳定的财源而心痛不已时，龙天策抛出的第二记重拳，彻底击碎了他们最后的心理防线。
这日，县衙再次张贴告示，内容比“火耗归公”更加石破天惊：
“为均平赋役，鼓励农桑，即日起，杞县推行‘士绅与民同耕同赋’之制。凡本县士绅、豪强，名下土地，除保留规定数额（五品以上官员可保留百亩，六品以下及无品级士绅可保留五十亩）作为‘养廉田’外，其余土地，无论何种来源，均需与普通百姓一样，按亩缴纳赋税，不得豁免。且鼓励士绅亲自耕种或雇佣佃户按规范耕作，严禁以‘托管’‘典押’等名义逃避赋税。凡有违抗者，土地充公，严惩不贷！”
这道政令，如同平地惊雷，在杞县炸开了锅。
如果说“火耗归公”只是断了士绅们的“外快”，那么“同耕同赋”，就是直接刨了他们的“祖坟”。
自魏晋以来，士绅阶层便享有“不课不役”的特权——名下土地无需缴纳赋税，家中子弟无需服徭役。这种特权，让他们得以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而百姓则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日益贫困。久而久之，士绅们不仅垄断了财富，更垄断了“耕读传家”的话语权——他们可以不事生产，却能通过科举、联姻等方式，牢牢掌控着地方权力，而百姓则被束缚在土地上，世代为奴。
龙天策的政令，彻底打破了这延续数百年的潜规则。
告示张贴的当日，杞县的街头，死寂一片。
百姓们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确认后，爆发出的欢呼，几乎要掀翻县城的屋顶。
“士绅也要纳粮？真的假的？” 一个佃户，常年租种郑三的土地，每年要缴纳五成的租子，还要承担各种苛捐杂税，此刻激动得浑身发抖。
“是真的！上面写得清清楚楚！除了规定的‘养廉田’，多余的土地，跟我们一样纳粮！” 另一个识字的书生，大声念着告示，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龙县令！青天大老爷啊！” 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随即，越来越多的百姓跟着呼喊，泪水混合着笑容，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绽放出从未有过的光彩。
而此刻的郑府，却是一片愁云惨淡。
郑三瘫坐在太师椅上，手中的茶碗早已摔碎，他盯着那张贴在府门外的告示，眼神空洞，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
“同耕同赋……他……他竟然要我们跟那些泥腿子一样纳粮……” 郑三的声音，嘶哑得如同破锣，“这是……这是要我们的命啊！”
他名下的土地，足有三千多亩，若是按百姓的标准纳粮，每年要缴纳的粮食，几乎是他之前收入的一半！更重要的是，这打破了他作为士绅的“体面”——他怎么能跟那些在泥地里刨食的佃户，站在同一片田地里，缴纳同样的赋税？
王大户更是急得团团转，他的绸缎生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带来的稳定收益和免税特权。“完了，全完了！这样一来，我们跟那些普通百姓，还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士绅身份，还有什么用？”
最崩溃的，是那些自诩“书香门第”的读书人。
杞县的孔家，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世家”，虽无高官，却因祖上是孔圣人后裔，在地方上颇有威望。孔家族长，正是那日在演武场怒骂“牝鸡司晨”的孔老秀才。
此刻，孔老秀才正对着祖宗牌位，嚎啕大哭。
“列祖列宗啊！你们睁开眼看看吧！这是什么世道啊！士绅与百姓同耕同赋，斯文扫地，斯文扫地啊！” 孔老秀才捶打着胸膛，花白的胡子沾满了泪水，“我们孔家，世代耕读传家，靠的就是这免税的体面！如今要我们跟泥腿子一样纳粮，这是要断我孔家的根啊！”
他的儿子，一个三十多岁的秀才，也唉声叹气：“爹，这可如何是好？我们家虽只有两百亩地，但若是纳粮，家里的用度，怕是要捉襟见肘了。我寒窗苦读十年，好不容易考中秀才，不就是为了摆脱那‘纳税服役’的苦役吗？”
“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 孔老秀才猛地站起身，朝着县衙的方向，声嘶力竭地呼喊，“龙天策！你个黄口小儿！你懂什么！士绅是教化百姓的表率，是维系纲常的支柱！让我们与百姓同耕同赋，是动摇国本！是逆天而行！”
他的呼喊，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却无人响应——百姓们正忙着丈量土地，计算自家该纳多少粮，对这位老秀才的悲愤，早已麻木。
士绅们的崩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是心理上的崩塌。
他们世代享受的特权，让他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他们是“劳心者”，百姓是“劳力者”；他们是“君子”，百姓是“小人”；他们免税，是天经地义；百姓纳税，是理所当然。
而龙天策的政令，彻底颠覆了这种认知。
几日后，当县衙的差役，拿着土地清册，挨家挨户登记田亩，核算赋税时，士绅们的反抗，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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