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盗匪滋事，百姓可鸣锣报官’，改成‘有坏人捣乱，大家赶紧敲锣喊人，报官抓他’。”
他改得认真，偶尔还会问旁边的丫鬟：“这样说，你听得懂不？” 丫鬟点头，他才满意。
文书官们起初叫苦不迭，觉得太守简直是“斯文扫地”，但写着写着，竟也渐渐摸到了门道。周夫子甚至发现，用大白话写公文，虽然少了些“文采”，却多了些“力量”——话说明白了，百姓的疑问就少了，官府解释的功夫也省了。
半个月后，第一批“大白话”公文贴满了睢阳的大街小巷。
《关于冬季救济粮发放的通知》：“天冷了，家里没粮的穷人家，带着户口本（可用“户籍文书”）去府衙门口登记，每天能领两升米，直到开春。”
《关于女子夜校增设缝纫课的告示》：“夜校要教姐妹们做衣裳了，有针线活好的大婶，愿意来当老师的，去启明堂找玉夫人，管饭，每月给五百文工钱。”
《关于严查偷盗的通告》：“最近有小偷偷东西，官府已经加派人手巡逻。谁要是抓住小偷，扭送官府，赏二十文钱。谁要是窝藏小偷，一起坐牢。”
这些公文一贴出来，效果立竿见影。
百姓们围在布告前，再也不用等着识字的人念，自己就能连蒙带猜看个大概，遇到不懂的词，旁边总有人能解释——“户籍文书就是你家那本写着名字的小本子”“启明堂就是花先生和玉夫人开的那个女子学堂”。
登记救济粮的队伍排得整整齐齐，没人插队，因为大家都看懂了“带户籍文书”“每天两升米”；报名缝纫课老师的大婶挤破了启明堂的门，因为她们明白“管饭还能挣钱”；街头的巡逻队刚一出现，就有百姓主动上前说：“官爷，昨天东边巷子有小偷，我看见了……”
甚至有外地来的商人，看到睢阳的公文，都忍不住赞叹：“睢阳的官府真有意思，说话跟咱老百姓似的，透着实在！”
太守府里，刘晔拿着一份统计报表，笑着对龙天策说：“太守，您看，这半个月，百姓来府里询问公文内容的，比以前少了七成；报官处理的纠纷，多了三成——都是主动举报坏人坏事的。”
龙天策看着报表，嘴角露出欣慰的笑容。他走到窗边，看着街上百姓对着布告指指点点，脸上带着了然的笑意，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他要的，从来不是什么“传世佳作”，而是这街头巷尾的“恍然大悟”；他追求的“新篇章”，也从来不是靠笔墨堆砌的浮华，而是官府与百姓之间，这实实在在的理解与信任。
周夫子拿着一份刚写好的《关于春耕农具补贴的告示》，犹豫着走进来，递给龙天策：“太守，您看看这份……这样写，行吗？”
告示上写着：“开春要种地了，买锄头、犁耙的，去义民商号登记，官府给补一半钱，让大家买得起好农具，多打粮食。”
龙天策看完，笑道：“写得好！这样写，百姓肯定明白。周夫子，看来你已经开窍了。”
周夫子老脸一红，难得地没有反驳，只是拱了拱手：“太守说得是，能让百姓明白的，就是好文章。”
阳光透过窗棂，照在那些字迹朴实的公文上，也照在龙天策与周夫子脸上。一个守旧的老儒，一个革新的太守，在“大白话”的桥梁上，找到了难得的共识。
睢阳的“新篇章”，就在这一句句通俗易懂的大白话里，在百姓们看得懂、信得过的公文里，悄然铺展。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它没有恪守古老的教条，却开创了一种更贴近民心的治理方式。
当官府的声音，真正变成了百姓能听懂的语言，这座城池的每一个角落，都开始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机与和谐。这，便是龙天策想要的“新篇章”——一个属于所有人的，清晰、明白、充满希望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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