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绝望，才敢信口谈“大义”。
这是很多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有意为之，还是刻意避开，不好说。他们笔下的人物写着写着可能就不再是人了，至少我是那么觉得的。
主角是不能求人的，主角是不能错的，主角是不能跪下的，主角是大义凛然的，主角是做什么都有道理的，配角必须要听主角话的。以上这些特质别说是人，哪怕是九五至尊的“帝王”都不可能做到。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主角写的已经不是人了。
当然，我说这些不是让大家觉得投降有理，而是当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实力差距，一时的避让、丢人，并不可耻。抗日战争还打了十四年，有的时候该退缩退缩，该避让避让。主角不是神，反派也并不蠢，卧薪尝胆的故事告诉我们大丈夫能屈能伸。
人性不是靠理想塑造，而是靠现实打磨的。人性并非天生高尚，而是在长期生存压迫中缓慢适应出来的求活机制。古人没有“活得有尊严”这一说，他们面对的是“能不能活下去”。在战乱年代，在饥荒岁月，在酷吏横行的体制之下，求饶、谄媚、出卖、屈服从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活命手段。
将人性想象得高洁，那是站在和平富足的现代视角回望；但在那个动辄杀人、打死不偿命的年代，跪着能活的时候没人会站着等死。人性中那些“无耻”“下作”“投降”“认贼作父”的行为，恰恰是文明未坍塌的最后屏障，是一种本能的保命反应，而非羞耻。
真正的底层不是善恶之分，而是“值不值”与“能不能”。底层人民不会有多复杂的思想挣扎。他们判断的不是道义对错，而是“这么做能不能让我儿子少挨饿？”、“跪下能不能保住家中老母？”、“装聋作哑是不是能换一碗饭？”他们没有余力去追问“正不正义”，因为活下来就是全部意义。
你若在一个村里看到谁家父母病死都无人收尸、谁家姑娘为了口粮嫁给老鳏夫、谁家孩子饿到偷鸡被打断腿，你就明白，所谓廉耻、骨气，在极度贫困和恐惧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人不是天生下贱，是环境让他们只能“卑微地活着”。
忠义不是常态，是极少数被记录的人物行为。忠臣义士在史书中看起来璀璨夺目，但他们从不是大多数。无论是三国忠烈、明末殉国、南宋死节，他们要么出身高门、要么自持名节、要么身后有人照料家族。他们有“可以牺牲的资本”，普通人没有。
绝大多数人在敌军南下、匪患过境时的选择，不是保卫国家，而是抢米、跑路、求饶，哪怕换旗易帜、改名易姓，只要能苟延残喘下去，就是“胜利”。你可以讽刺他们不守气节，但你无法要求一无所有的人再交出最后一点骨头，那不是道德，那是苛求。
求饶不是耻辱，而是理性判断的结果。当一个人被压倒在地、刀架脖子、被打至失去反抗力，喊出“饶命”是一种人类自保机制，是大脑在极限压力下最后的反应。真正的强者，不是永不低头，而是明白该低头时就低头，该活下去时不讲英雄梦。
许多穿越文中的主角把“宁死不屈”挂在嘴边，却没有想过现实中这种态度意味着什么：死得快、连累亲人、后继无人、功败垂成。历史上的大多数成事之人，年轻时都忍过气、低过头、受过辱。不是不想硬气，而是知道“活着的人才有机会翻盘”。
真正敢于反抗的人，往往不是因为“正义感爆棚”，而是退无可退，拼死一搏。暴动、起义、揭竿而起，表面上看是义愤填膺，实则多是“活不下去了”。真正理智的选择，通常是“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乃至“暂附权贵以求庇护”。
所谓的清流之士、铁骨铮铮，大多死得早、连根拔起、子孙遭殃。而那些能笑到最后的“奸臣”，往往靠的是顺势而为、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们或许令人不齿，却活得更久、更稳、更深远。主角若无承压能力和妥协智慧，不配走进真正的权力博弈。
朝代更替时，真正能屹立不倒者，往往不是最激烈的清议者，而是会看风向、能转立场、懂取舍的人。他们的“无耻”，恰恰是对复杂现实的深度适应。写主角时把所有妥协者写成“鼠辈”，只能说明作者不懂人性，也不懂权力世界。
真实的英雄，是“人性完整”而非“道德绝对”。真实可信的英雄人物，是有害怕、有迟疑、有妥协的，是在众多压力与诱惑中一点点磨出坚持，而不是从头到尾一尘不染、无所畏惧。后者不是英雄，是图腾，是作者对“完美人设”的幻想。
主角若每次危局都铁骨铮铮、拒绝屈服、寸步不让，不仅毫无可信度，反而令人出戏。读者不是傻子，他们知道人类不是神。他们真正共情的，是那个在泥淖中挣扎、在辱骂中强撑、在跪倒后又爬起来的人，而不是那个永远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偶像。
宫廷斗争、官场倾轧、战争前线、商贾博弈，这些地方的第一规则永远不是“赢得漂亮”，而是“保住性命”。你可以输、可以认错、可以暂避锋芒，但你不能死。因为只有活着，才能东山再起、翻盘反杀、重整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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