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的初夏，一场突如其来的痢疾在流民安置点蔓延。起初只是几个孩童上吐下泻，三日后，病患已增至数十人，简陋的棚屋里弥漫着酸臭的气味，恐慌像瘟疫般在人群中扩散。就在安置点的管事束手无策时，一队身着青色医袍的人带着药箱和石灰粉匆匆赶来 —— 他们是蓟城 “惠民医署” 派来的巡诊队。
为首的医官李莪是格物院 “医科” 的首届毕业生，他没有急着给病人喂药，而是先让人将病患隔离到安置点边缘的空棚，又指挥士兵用石灰水泼洒所有棚屋地面，在水井旁竖起 “饮水须煮沸” 的木牌。
“这不是普通的拉肚子，是秽气（细菌）传染。” 李莪一边给病患喂服新制的 “止泻散”（格物院提炼的黄连制剂），一边对围观的流民解释，“只要勤洗手、喝开水、不随地大小便，就能防住。”
这番话在今日看来平平无奇，在当时却如同天书。流民们看着医官们有条不紊地消毒、隔离、给药，原本慌乱的心情渐渐安定 —— 这与他们印象中 “只会把脉念咒” 的郎中截然不同。
惠民医署的建立，源于赵宸的一次巡查。去年冬天，他在辽东看到瘟疫过后 “十室九空” 的村落，得知许多百姓并非死于绝症，而是因为缺医少药和愚昧的防疫观念。
“兵强靠火器，民安靠医署。” 赵宸在三省会议上力排众议，决定将医疗纳入六曹中的 “礼曹” 管辖，在幽辽三地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体系：
层级设置：蓟城设 “惠民医署”（总院），各州设 “州医署”，各县设 “县医舍”，乡镇设 “巡诊点”，形成 “总院 - 州署 - 县舍 - 巡点” 四级网络。
人员配备：从格物院医科选拔毕业生担任医官，每县至少配备两名医官、四名医徒（负责抓药、护理），巡诊点由经过培训的 “赤脚医工”（本地选拔的识字青年）驻守。
经费来源：由户曹拨款（占财政收入的三成），同时允许医署出售特制药品（如止血粉、驱虫丸）获取利润，补贴运营。
医署的职能远超传统药铺：
日常诊疗：诊治常见病，对贫苦百姓减免药费，只收成本；对急症、重症则用格物院研制的器械辅助诊断，如 “听病筒”（听诊器雏形）、“观舌镜”（简易喉镜）。
防疫检疫：在驿站、码头设立检疫站，对往来商旅测量体温（用特制的 “体温尺”）；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医官下乡宣讲防疫知识，发放驱虫药。
卫生管理：配合工曹推行 “公共卫生法”，要求城镇设公共厕所、垃圾坑，禁止在河流上游洗衣、倾倒污物，违反者由刑曹处罚。
推广之初，医署遭遇的阻力不亚于科举。
老郎中们联名上书，指责医署 “用铁器（医疗器械）探入人体，违背祖法”，要求取缔格物院医科。
百姓对 “隔离” 颇有抵触，认为是 “被官府抛弃”，曾有家属偷偷将隔离的病人接回，导致全家染病。
甚至有士族散布谣言，说医署的 “消毒水” 是 “迷魂汤”，目的是让百姓失去反抗之力。
赵宸的应对既强硬又巧妙：
公开演示：在蓟城广场举办 “防疫实验”，用显微镜（格物院仿制的简易版本）让百姓看到 “水中的虫子”（细菌），证明 “秽气致病” 并非虚言。
官员带头：要求三省六曹的官员及其家眷必须到医署接种 “牛痘”（预防天花），赵宸更是第一个挽起袖子让医官接种，带动百姓效仿。
奖惩分明：对配合防疫的村落减免赋税，对隐瞒疫情的里正（村长）加重处罚，甚至将防疫成效纳入地方官的考核指标。
三年后，医署体系已在幽辽大地扎根：
蓟城的惠民医署扩建为拥有 “诊病室”“手术室”“药房”“病房” 的综合性医院，医官们成功完成了首例 “断肢再接”（用夹板固定加中药外敷）。
县医舍的 “防疫日历” 家喻户晓 ——“清明晒被褥，端午喝雄黄酒，重阳熏艾草”，这些简单易行的防疫措施让痢疾、天花的发病率下降了七成。
巡诊队的 “药箱” 成了乡间最受欢迎的物件，里面除了药材，还有肥皂（格物院用油脂和碱制成）、消毒棉（蒸煮过的棉花）、简易急救包，被百姓称为 “救命箱”。
李莪在辽西安置点的防疫持续了十日，最终病患全部痊愈，无一人死亡。离行前，流民们捧着晒干的草药来送行，卖豆腐的王老汉（李默的担保人）感慨道：“以前生病只能求神拜佛，现在有医署的官爷们，心里踏实多了。”
医署的成效不仅体现在减少病患，更重塑了百姓的观念。当孩子们从小就知道 “饭前洗手”，当农妇们懂得 “井水要烧开”，当猎户们学会 “伤口要用烈酒清洗”，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便有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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