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航大厦的喧嚣暂时被隔绝在厚重的会议室门外。小会议室内，气氛凝重得如同凝固的铅块。长条会议桌两侧，泾渭分明。
一边是周志远、李梅、财务总监、法务顾问，以及几位神色肃穆的公司高管。另一边，是赵大奎和孙友才两家的主要亲属代表。赵家是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赵母）、赵大奎的妻子（赵妻）抱着孩子，以及一个看起来稍微冷静些、像是赵大奎堂兄的中年男人（赵堂兄）。孙家则是孙友才的遗孀（孙妻）、她两个满脸悲愤的兄弟（孙大、孙二），以及一个穿着花布衫、眼神精明、嗓门洪亮的中年妇女，据说是孙妻的姑妈（孙姑妈）。
桌上摆放着热茶和点心，但没人动。
李梅作为主要协调人，再次清晰、详细地阐述了公司的处理方案：伤员的医疗费用公司全包，确保最优治疗；两位死者的丧葬费用，公司按最高标准承担；赔偿金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最新《工伤保险条例》及宁波市相关标准计算，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一分不少，当场核算出具明细。
财务总监将两份打印好的、盖有公司公章的赔偿明细表，分别推到赵堂兄和孙妻面前。数字清晰，计算依据列明，确实达到了国家规定的上限。
赵母只是低头抹泪，赵妻抱着懵懂的孩子，神情麻木。赵堂兄皱着眉头仔细看表格，他虽然悲痛，但明显是个懂些道理的，看到明细后，脸上的悲愤稍稍平复了一些，低声和老太太说着什么。
孙妻却看也不看，直接把表格推开，尖声道：“不行！这点钱够干什么！我男人没了，我们家天塌了！这点钱塞牙缝都不够！必须一百万！”她旁边的两个兄弟立刻附和：“对！一百万！少一分都不行！”
那位孙姑妈更是“啪”地一拍桌子，唾沫横飞：“就是！打发要饭的呢？你们那么大个公司，死个人赔这点钱？当我们乡下人好糊弄啊？我侄女年纪轻轻就守寡，孩子才多大？以后日子怎么过？没有一百万，门儿都没有！我们明天还来！去政府门口闹！让全宁波都知道你们启航是黑心公司！”
法务顾问扶了扶眼镜，严肃地说：“这位大姐，赔偿标准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具有强制效力。公司按照最高标准执行，已经体现了最大的诚意和责任感。任何超出法定范围的赔偿要求，都是不合法的，公司不可能满足。如果你们对赔偿金额有异议，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尊重并遵守法律的判决。”
“法律？法律还不是向着你们有钱人！”孙姑妈叉着腰，声音拔得更高，“我们不懂那些弯弯绕！我们就知道人死在你们工地！你们就得赔！赔到我们满意为止！不然我们就天天来闹！看你们生意还做不做！”
周志远一直沉默地听着，指节在桌面下轻轻敲击。他看着孙姑妈那副胡搅蛮缠、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眼神深处闪过一丝冰冷的了然。贪婪是本能，但如此精准地煽风点火，如此执着地索要远超法定标准的巨额赔偿，甚至无视法律途径的提议……这背后，恐怕不止是贪婪那么简单。
“该说的，李总和法务顾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周志远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赔偿，按国家规定，一分不少，今天就可以签协议，明天钱就能打到你们指定账户。这是启航的底线，也是法律的底线。”
他目光如炬，扫过孙姑妈那张因激动而扭曲的脸：“至于你们说的‘闹’…大门在那里。但我提醒各位，任何扰乱公共秩序、破坏公司财物、威胁员工人身安全的行为，启航都会依法追究到底！昨天砸坏的玻璃，有监控，有警察记录。谁再动手，后果自负！”
他站起身，不再看孙家几人：“李梅，送赵家的几位先去酒店休息。协议他们看好了，随时可以签。孙家的几位，你们可以再考虑考虑。想通了，随时找李总。送客。”
周志远率先离开了会议室，留下孙家几人脸色铁青。孙姑妈还在不依不饶地骂骂咧咧，但看到赵家的人默默跟着李梅离开，以及门口站着的几个神情冷峻的保安，她的气焰终究弱了几分，被孙大孙二拉着，不甘心地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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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远离市区喧嚣的宁波城乡结合部，一片待拆迁的破败城中村深处。
刘大勇蜷缩在一间低矮、散发着霉味和尿臊味的出租屋角落里。窗户用破木板钉死，只留下几道缝隙透进昏沉的光线。他胡子拉碴，眼窝深陷，浑身散发着浓烈的酒气和恐惧的味道。地上散落着空酒瓶和啃了一半的冷硬馒头、方便面包装袋。
自从那天鬼使神差地收了那个神秘人塞进手里的厚厚一沓钱，按照指示去动了那个该死的锁扣，然后听到那声恐怖的巨响…他就知道自己完了！他像丧家之犬一样逃离工地，躲在这个老鼠洞里，不敢开灯，不敢大声喘气，**连出去买饭都不敢，只敢啃点之前买回来的冷馒头和方便面充饥。** 巨大的恐惧和罪恶感像毒蛇一样噬咬着他的心，只能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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