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平原的冬夜，是一块浸透了墨色的巨硕寒铁。风，不是吹来的，而是像无数冰冷的锉刀，从四面八方刮削着天地间的一切。1947年的这个深夜，一支解放军连队正沉默地穿行在这无边的黑暗与严寒中，如同一条悄无声息的河流，在凝固的荒原上艰难涌动。
林瀚章觉得自己的肺叶快要炸开了。
冰冷干燥的空气吸入鼻腔，宛如吸入了一把把细碎的冰针，刺得喉管生疼。每一次呼气，都在唇髭上瞬间凝结成白霜，又被呼出的热气稍稍融化，周而复始，弄得口鼻处又湿又冷，难受极了。他身上那件土布染制的棉军装，早已被汗水反复浸透又冻硬，外面一层是冰壳，里面一层是湿冷的黏腻，沉重地裹在身上，行动间发出“窸窣”的轻微摩擦声。这衣服很多地方已经破旧，露出灰黑的棉絮，根本无法有效抵御这彻骨的寒风。
他的背上，是打得方正却无比沉重的背包，里面是他全部的家当。一支比他体温还要冰冷的步枪，枪托粗糙地磨蹭着他的脖颈皮肤，三八大盖，这是上次战斗的缴获。子弹带勒在胸前，手榴弹袋挂在腰侧，还有那条干瘪却又占地方的米袋，所有这些重量，都无情地压在他这个曾经以笔为枪的学生仔肩上。他感觉自己的脊柱正在这重负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脚下是冻得比石头还硬的土地，每一步踩下去，都震得脚底板发麻，却又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整个队伍除了脚步声、偶尔被风吹得晃荡的水壶与枪械的轻微碰撞声，以及这该死的、似乎永无止息的呼啸风声，再没有别的杂音。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充满了紧张的期待和对未知的恐惧。
林瀚章参军有一段时间了，但如此高强度、长距离的夜间急行军，依然是他难以完全适应的考验。书本上的理想主义热情，在严酷的生理极限面前，变得有些苍白。他的双腿像灌满了铅，每迈出一步都需要巨大的意志力。嗓子眼儿里充满了铁锈般的血腥气，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跳出来。他死死咬着牙，目光紧紧锁住前面那个模糊的背影，依靠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坚持，努力不让自己掉队。不能掉队，在这敌占区边缘，掉队往往意味着死亡。
“同志们，加把劲！坚持住！绕过前面鬼子的封锁线，就是咱们的根据地！到时候就能喝上口热乎水，歇歇脚了！”
一个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从前向后传来，不高，却极具穿透力，即使在风声中也能清晰地送入每个战士的耳中。是指导员郑怀远。他同样一身破旧军装，风纪扣却扣得一丝不苟，身影在黑暗中显得精干而可靠。他一边随着队伍快步移动，一边穿梭在行列之间，时不时伸出手，轻轻拍拍这个战士的背包，推一把那个战士的后腰，用简短的言语注入力量。
“铁牛，背包带松了，紧一紧，别散了架！”
“小董，水壶没声了，是不是冻上了？忍忍，快到地方了。”
他的声音稳定而充满信心，像暗夜中的一盏灯，微弱却坚定地温暖着这支疲惫的队伍。
林瀚章感到一股力量从郑怀远的话语中传来，他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试图调整自己混乱的步伐和呼吸。就在这时，他脚下一个趔趄，被一块冻土疙瘩绊了一下，身体猛地向前倾去。
一只有力的大手及时而稳当地抓住了他的胳膊，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几乎失衡的身体拉了回来。
“小心点，文化人儿。这黑灯瞎火的，摔一跤可不好玩。”
是走在他侧前方的老班长。老班长年纪其实不大，约莫三十五六，但长年的军旅生涯在他脸上刻满了风霜的痕迹，眼神锐利得像鹰。他嘴里调侃着林瀚章“文化人儿”，手上却无比实在，几乎是半拖着林瀚章往前走了好几步，帮他稳住了节奏。
“谢…谢谢班长…”林瀚章气喘吁吁地道谢，脸上有些发烫，既是累的，也是臊的。
“谢啥？都是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弟兄。”老班长松开手，习惯性地回头看了看队伍尾巴，压低声音，“你这知识分子，能跟着咱们一起扛下来，就不孬！比那些光会耍嘴皮子的强多了！脚底下活泛点，看着点路，学学前面那小子。”
老班长用下巴朝更前面一点的位置努了努嘴。那里有一个显得更瘦小的身影，正努力挺直腰板，模仿着真正老兵的行进姿态，虽然同样疲惫，甚至步伐因为强撑而显得有些僵硬可笑，但那股不肯服输的劲头却显而易见。
那是连里最小的战士，大家都不叫他本名，只叫他“山药蛋”。他来自山西某个山坳坳，据说是因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自己跑出来找队伍要口饭吃，就再也没回去。他背上那支老套筒几乎比他矮不了多少，看起来比他的年纪还要老。
似乎是感受到后面的目光，“山药蛋”也回过头，黑暗中露出一口白牙，冲老班长和林瀚章努力挤出一个“我一点也不累”的笑容，然后又赶紧扭回头，更加卖力地跟上前面人的脚步，仿佛要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个“老战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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