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加凛冽。铅灰色的云层低垂着，压得江城喘不过气来。寒风像一把钝刀子，刮过街道，卷起墙头残破的大字报碎片和尘土，发出呜呜的声响。
江城火车站，这座见证了无数离别与重逢的建筑，此刻再次被一种巨大而复杂的情感所充斥。月台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但与几年前林卫东北上求学时那种充满希望和光荣的氛围截然不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凝重、压抑和难以割舍的悲伤。
又一列“专列”静静地停靠在站台旁，墨绿色的车厢像一条沉默的巨蟒，即将吞下又一批年轻的理想和生命，将他们带向遥远而未知的“三线”地区。车身上，用白色油漆刷写的“支援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知识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标语，在灰暗的天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即将出发的大学毕业生们，胸前依旧戴着那个时代标志性的大红花。然而，那红色此刻似乎不再仅仅代表光荣，更透着一丝悲壮的意味。他们的脸上，少了纯粹的兴奋与憧憬，多了几分迷茫、不安和与年龄不符的沉重。送行的亲人们则更是如此，担忧、不舍、恐惧，种种情绪交织在他们脸上，强挤出的笑容背后是掩藏不住的泪光。
林卫东站在人群中，一身半旧的深色棉袄，脖子上围着母亲织的灰色围巾。他已经从哈军工毕业，不再是那个单纯热血的少年。几年的军校磨砺，让他眉宇间多了几分坚毅和沉稳，但此刻，面对眼前的离别和未知的前程，他的心情同样复杂难言。他的行李很简单，一个打着补丁的旅行袋，里面除了几件必要的衣物，最多的就是专业书籍和笔记。
他的身边，围着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赵庆兰特意从冰天雪地的北大荒知青点，辗转请了假，风尘仆仆地赶回来送他。几年兵团生活的锻炼，让她原本秀气的脸庞多了些北国的红润和风霜痕迹，眼神也更加坚毅。但此刻，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却蓄满了泪水，她强忍着不让它掉下来。她将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粮票换来的鸡蛋、饼干，以及一包东北的特产松子，仔细地用布包好，塞进林卫东的旅行袋侧兜。
接着，她又从自己绿色的军用挎包里，拿出一双用粗毛线织成的、厚实得有些笨拙的手套，手套腕口还细心地织出了简单的花纹。
“卫东，”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哭腔，却努力保持着平静，“拿着。我听说……那边也是山区，冬天冷得很，比咱们江城冷多了。干活、看书的时候，记得戴上，千万别冻着手。”
她的话语简单，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每一个字都重逾千斤，包含了千言万语道不尽的关心、担忧和爱恋。这双手套，不知是她熬了多少个夜晚，在兵团宿舍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赶出来的。
林卫东接过手套，毛线粗糙的触感却让他感到无比温暖。他紧紧攥住手套，也仿佛想握住这份沉甸甸的情谊。“庆兰，谢谢你。北大荒那边……你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等我安顿下来，就给你写信。”
两人目光交缠，有太多话想说，却都被周围喧嚣又压抑的环境和时代无形的束缚所扼住。他们的爱情，在时代的洪流中，就像这两地分离的守望，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艰难的考验。
林瀚章和周文瑾站在稍后一点的地方。几年过去，林瀚章的鬓角已经染上了更多的白霜，背脊却依旧挺直。他看着即将再次远行的儿子，眼神深邃复杂。有骄傲——儿子学有所成，即将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有担忧——三线建设的艰苦和特殊时期的政治环境，远比当年他北上时更加复杂难测；更有深深的不舍。
他走上前一步，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伸出宽厚粗糙的手掌，用力地、重重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那手掌的力量，传递着一种无言的支持和男人间的嘱托。
“卫东，”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历经世事的沧桑感，“到了地方，凡事……多观察，谨慎开口，埋头干活。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然后，别忘了咱们的本分，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
“爸，我记住了。”林卫东重重地点头。父亲的叮嘱，浓缩了那个特殊年代里最朴素的生存智慧和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周文瑾则显得更加脆弱。她的眼睛早已红肿，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没有落下。她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儿子的旅行袋，这里捏捏，那里按按，仿佛这样就能确保儿子带走了所有的温暖，抵御远方的风寒。
“衣服都放在最下面了，厚的在上面，冷的的时候记得添……这些咸菜和肉酱是我昨晚赶着做的，能放些日子，你胃口不好，到时候就着吃点……袜子我给你塞在侧边这个小口袋里了，记得常换洗，别冻着脚……”她絮絮叨叨地叮嘱着，声音哽咽，每一个细节都反反复复地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稍稍排解内心的焦虑和即将分离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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