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水垂钓忆姜公，六韬三略藏虎龙！
文伐攻心崇仁本，武韬制胜善谋攻！
龙韬将略分羽翼，虎豹兵机布阵锋！
太宗卫公兴霸业，至今犹唱大吕钟！
《司马法》和司马穰苴本人，共同代表了中国兵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礼法时代”。《司马法》作为西周军礼的理论结晶，对后世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司马穰苴则以其铁腕治军的实践，完美诠释了“军令如山”这一原则，成为后世军事家学习的楷模。
第四部《尉缭子》。
关于作者尉缭的真实身份，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诸多疑问和争议。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认为尉缭是战国中期的魏国人。这种观点的依据来自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据该文献所述，在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时，尉缭来到秦国，并向秦始皇献上了一条计策，即“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这条计策成功地帮助秦国瓦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尉缭也因此被任命为“国尉”，成为秦国的军事长官。由于他担任了这一职务，所以后世将他称为“尉缭”。
其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尉缭是战国早期的梁国人（魏国人）。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是《尉缭子·天官》篇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提到“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尉缭的活跃时期应该是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与商鞅、孙膑等着名人物处于同一时代。
然而，这两种说法之间存在着超过百年的时间跨度，使得尉缭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许多学者认为，《尉缭子》这本书可能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增益和修改，而作者尉缭也许只是“尉缭学派”的一个托名而已。
尉缭并非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兵家，也不是法家的纯粹臣子。他的思想核心可以概括为“以法统兵，以兵强政”。这意味着他主张运用法家的“刑赏、耕战、集权”理念来重新构建军事体系。
这种理念与《孙子兵法》所代表的谋略派以及《司马法》所代表的礼义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尉缭认为，通过严格的法律和奖惩制度，可以有效地管理军队，提高战斗力。同时，他强调耕战的重要性，即农业生产和战争准备的紧密结合，以确保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此外，他还主张集权，认为中央集权能够更好地统一指挥军队，提高作战效率。
现今流传的《尉缭子》共有24篇，大约9000字，分为五卷，包括《天官》《兵谈》《制谈》等。这部着作在宋代被列入《武经七书》，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学的经典之一。
然而，对于《尉缭子》的真实性，历史上曾存在一些争议。唐代的颜师古就曾质疑它是一部“伪书”。但在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的竹简，这一发现证实了该书至少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流传开来，而且其中的部分篇章确实是战国时期的原作。
这段内容不仅包含了军事理论，还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其中，“兵者，以武为栋，以文为梁”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文武结合观念，强调军事力量和文化智慧在战争中的相互依存和重要性。
此外，文中提出的“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这一治军原则，突显了将领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重要性。只有将领自身勤奋努力，才能带领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在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方面，作者认为“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即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更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政治清明。这一观点与“良田万顷，不在肥硗，人民强矣；大臣百员，不在贤良，国相强矣”相呼应，强调了耕战政策和集权统治对于国家军力的基础性作用，这与商鞅的“农战”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严刑重罚方面，作者主张“诛杀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强调刑罚的严肃性和不可违背性。具体规定如“亡伍而得，得伍而亡，皆断”，即逃兵和收留逃兵者都要受到同样的惩罚，甚至“战诛之法，轻兵有诛，慢兵有诛，戏兵有诛”，对于临战懈怠、轻佻等行为都要处以斩首之刑。这种刑罚的严苛程度超过了《孙子兵法》中的相关规定。
所谓恩威并施，不仅强调“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即将领需身先士卒，在酷暑时不张盖遮阳，严寒时不重裘保暖，以身作则，以“德”收心，还需形成一套“刑德相养，逆顺有次”的治理体系。
在战争观念上，反对迷信“天官时日”（星象占卜），主张“刑以伐之，德以守之”，即通过刑罚来讨伐敌人，用德行来守卫自己。同时，高度重视情报与敌情分析，如“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之心，然后图之”，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务实的战争观。
此外，对于军队编制、营垒部署与警戒制度也有着详细的规定。例如，“中军、左、右、前、后军，皆有分地，各守其地，不得相奸”，明确各军的职责范围，避免相互干扰。同时，利用“垒道”“行垣”“天罗”（障碍物）等构建起严密的防御体系。甚至在军队管理方面，要求“吏啬夫（基层军官）任事，士啬夫任教”，将法家“明职定责”的思想深深植入其中，确保军队的高效运作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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