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二年正月十八，辰时，番禺港外三十里。
“伏波”号的硬帆缓缓降下，桨手们将船速放至极慢。陆瑁站在舵楼，手举千里镜，盯着港口方向——那里，三艘未曾见过的官船正横在航道中央，船首高悬三面从未见过的旗帜。
赤旗如火，正中绣着黑线交织的“算”字纹，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那是度支衙门的旗。”陈墨放下另一只千里镜，声音里有种压抑不住的激动，“番禺市舶司……立起来了。”
赤旗左，一面青旗悬在次船，绣着银色的船舶纹，是水军护航营的标识。
赤旗右，一面黄旗悬在第三船，绣着玄色的天平衡器，是将作监核验局的标识。
三色税旗。
这是三个月前洛阳朝议通过的《市舶司规》中最核心的标识：赤旗代表关税，青旗代表护航，黄旗代表质检。三旗同时升起，意味着朝廷对海贸的正式接管——从今往后，所有入港汉船，无论官私商贾，皆需在此接受三司联检。
船队缓缓驶近。那艘悬赤旗的官船上，一个身着青绿官袍的中年人走到船首，拱手高声道：
“度支番禺市舶司提举刘和，奉旨恭迎南海舰队回港。请陆都督出示船籍、货单、人员名册，依《市舶司规》第七、八、九条，接受入港核查。”
陆瑁没有立即回应。他低头看向自己腰间那枚“镇海将军”印，又看向船舱里封存的珊瑚、稻种、扶南国书、还有那卷记录着南海星变的绝密漆板。
这些是拿命换来的。
现在，要在番禺港外，接受一个从未谋面的七品文官核查。
“都督？”韩当握紧刀柄。
陆瑁抬手制止，从怀中取出船籍木牌，交给传令兵：
“依规，接受核查。”
时间倒回四个月。
建安十一年九月，洛阳南宫，一场持续三日的朝会终于落下帷幕。
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在南方海港建立统一、规范、可持续的海外贸易征税制度。
度支尚书刘陶呈上《市舶司设制疏》，洋洋洒洒万余言，详列七章五十四条。其核心只有三条：
一曰“定点”。于番禺、琅琊、吴郡三港设市舶司，为法定对外贸易口岸。凡海外贸易船，非经此三港入者，以走私论。
二曰“定率”。按船货价值征收“舶脚钱”，货值百钱抽二至十钱不等，分货物种类、贸易国别，由市舶司官员当众核定。
三曰“定旗”。三色税旗明示税率——赤旗为正常税，青旗为护航附加税，黄旗为质检附加税。三旗并悬者，税最重；单悬赤旗者，税最轻。
这份奏疏激起的反对声浪，比《水军十七条》颁布时更大。
青州刺史崔琰第一个出列驳斥：“番禺、琅琊、吴郡三港，分属交、青、扬三州，历来州郡自管。今朝廷设市舶司直领，置地方官府于何地？”
刘陶早有准备：“市舶司收税，六成解送朝廷，三成归港口所在郡县，一成留司运转。崔使君，青州若年纳市舶税十万贯，可得三万贯入州库——这笔钱，比从前州郡自收的‘泊岸费’高出三倍。”
崔琰语塞。
徐州刺史陶谦又道：“定率太细，商贾难从。且货物种类千百，如何一一核价？”
刘陶翻出早已备好的《南海货值简表》：“丝绸、瓷器、铁器、茶叶、纸张、药材、漆器——此为汉货七大宗，外销时按洛阳市价八成核估。香料、象牙、犀角、玳瑁、珍珠、珊瑚、稻种——此为番货七大宗，入港时按番禺时价九成核估。其余杂货，归入‘别项’，从简从轻。”
他顿了顿：“至于核价，市舶司设‘估曹’，雇商号老手三人、老海商三人、官府三人，九人共估。若商人不服，可申述，可拒税，但拒税者不予入港。”
朝堂上沉默良久。
天子刘宏从始至终未发一言。直到群臣再无异议，他才缓缓起身：
“准奏。明年正月，三港市舶司同时开衙。”
“番禺为首。让南海舰队回来时，第一眼就看到三色税旗。”
此刻，番禺港外的海面上，这面旗终于升起。
度支司提举刘和是个五十余岁的干瘦老者，原是琅琊市舶司的老吏，专做海外货估二十余年。他的双手因常年拨打算筹而微微变形，指甲磨得光亮。此刻他正用这双手，从陆瑁的货单第一行开始，逐笔核算。
“象牙二百八十根，林邑产。按《货值简表》，林邑象牙甲等，每根估二千四百钱。但……”他忽然抬眼，“贵船这批象牙，是林邑王范旃亲自交割的吧？”
陆瑁点头。
刘和从怀中取出一卷新到的“番禺时价录”，翻到最新一页：“正月初十，林邑王遣使送国书，愿以‘汉藩’自居，请开港通商。陛下批复：许之。并特旨——凡林邑王官船，象牙入汉关税减三成。”
他拨动算筹，珠声清脆：“原应征税六千七百二十贯，减三成，实收四千七百四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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