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虽苦，却也无形中助了皇帝一臂之力。
饥荒蔓延之际，百姓连树皮草根都争相抢食，此时推行新作物，阻力反而极小。
谁能带来活命的粮食，谁便是百姓心中的救星。
若有人胆敢阻拦此事，不等朝廷出面，愤怒的民众便会自行将其掀翻。
活不下去的人从不在乎你出身何门，锄头一起，便能叫权贵倒地。
对朱由校而言，这正是凝聚民心的良机。
得底层百姓拥戴，等于握住了江山的根基。
回想西汉刘氏之所以稳坐天下，正因为百姓心向朝廷，视皇室为真龙临世，纵有动荡，根基不动。
便如汉武晚年巫蛊之乱，一道诏书下达，关中百姓即刻响应，为朝廷效力。
换作其他朝代，恐怕号令未出宫门，民怨已起，反旗四起。
而今朱由校所图，正是效法汉文帝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道，以仁政收服人心。
唯有如此，方能在将来与盘踞地方的地主豪强抗衡到底。
“得民心者得天下”，此言贯穿千秋万代。
无论制度如何变迁，一旦失去百姓支持，统治终将崩塌。
眼下正是关键之时。
只要他能让那些饿得奄奄一息的子民看到希望，他们必将誓死追随。
于是他立即颁下两道圣旨，其一命驿骑六百里加急奔赴福建福州，召陈经纶火速进京。
此人之父陈振龙，正是当年将甘薯引入大明之人，一家对薯类种植熟稔于心，实为不可多得之才。
朱由校最为看重的，是陈氏父子在耕种方面的实际经验。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他们便已着手试种甘薯，并逐步向乡民推广。
历经二十载的实践，他们所积累的技艺早已成为不可估量的财富。若要在天下广植甘薯，此人实为关键人物。
另一道谕令则发往杭州，他决定重新启用金学曾，委任其为外派要员，全权负责甘薯、玉米与马铃薯的普及事务。
金学曾虽无显赫政绩，却怀有一腔为民谋利的赤诚之心。当年若非他鼎力支持，陈氏父子的甘薯种植，绝难在福建形成规模。
既欲推行新作物，种子便成了重中之重。甘薯易于繁殖，只需一段藤蔓便可生根发芽，供应无忧。
但玉米与马铃薯的种源却极为稀缺。徐光启处所存寥寥，远不足以支撑大范围栽种。市面采购更是寸步难行。
西洋人视此类作物为命脉，严加封锁，海上航路管控严密，技术与种子皆不外泄。
正因如此，当年陈振龙才不得不冒险将甘薯藤藏于船底，借走私之途带回国内。
“徐爱卿，你手中所有玉米与土豆种子，明日悉数交予王朝辅。另须设法继续搜寻，无论手段如何，代价几何，朕一概承担。”
“臣领旨，即刻修书返乡，尝试与红毛夷人接洽，或可从中购得所需之种。”
朱由校深知，自己无法凭空造出足以覆盖数省的种子资源。
他计划将这些种子先行种植于皇庄之内，既为繁育扩产，也为昭示天下。
天子亲耕，百姓自会信服。在这个讲求眼见为实的年代，唯有行动才能赢得信任。
言语劝导往往徒劳，唯有亲身示范方能带动民心。正如战阵之上，主将冲锋在前，士卒自然奋勇争先。
“陛下，臣闻京中尚有佛郎机人居留，或可先行探问？”
朱由校猛然记起，明末之际，不仅军中有洋人执教，民间亦不乏传教士与商旅往来。
这类人群相较官府更易沟通，只要利益允当，未必不肯出手相助。
“此事便交礼部办理。尔等需先行摸清在京佛郎机人的背景与需求，知其所求，方可有的放矢。”
礼部尚书张瑞图迅速领会旨意，特意寻到徐光启，详细探问西洋人行事风格与性情特点，以便拟定应对之策。
待朝中诸臣退下，朱由校即提笔亲书密诏一封，命杨寰选派可靠且精悍的缇骑，星夜兼程送往辽东。
辽东战局已尽在掌控之中，战或歇兵，全凭他一念决断。
所谓议和，在他眼中根本不值一提，不过是无谓的空谈。
“老奴”竟如此跋扈，毫无退让之意，即便形势至此，仍要强撑门面。
“王朝辅，你着手准备，三日后动身出关，多带些米粮、食盐与茶叶，以朕的名义去安抚那些归顺我大明的蒙古部族。”
王朝辅略感惊讶。这类差事寻常官员即可办理，为何偏偏指派自己？
朱由校抬眼望他，见其面露不解，只得开口解释：
“众多部落齐聚边外，朕心中终究存有顾虑。人心难料，仅凭一句归附，岂能全然信任？”
“察哈尔旧部在朕与‘老奴’的夹击之下，早已山穷水尽，缺粮少物，无立足之地。”
“他们若不择边而依，结局唯有覆灭一途。”
“此次派你前去，用意深远。”
“请万岁爷示下，奴婢必竭尽全力，不负所托。”
王朝辅心思敏捷，瞬间明白——此行名为抚慰，实则另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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