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作为背景元素保留。”
夏知微笑了：“那就算了。我要的不是保留元素，我要的是那些故事被原原本本地听见。”
卡维尔离开时，脸色难看。但二十分钟后，陈总出现了。
“夏小姐，我看了首映，非常好。”他举杯，“我代表新浪潮集团正式承诺——如果你们签约，我们会保留《哑光》的全部完整性，全球发行不加剪辑。而且，我们会投资拍续集，讲这些乐队后来的故事。”
“条件还是51%的股份？”
“对，但投票权我们可以谈。”陈总压低声音，“我知道晚云工坊的资金问题。我可以先打一笔过桥贷款，让你们渡过难关。这笔钱，无论最后签不签约，都不用还。”
这是陆云无法拒绝的条件。那天深夜，他在酒店房间和徐情视频。
“你觉得呢？”他问。
徐情在屏幕那头，背后是北京的夜晚：“钱很重要，但控股权更重要。如果没了控股权，晚云工坊就不是晚云工坊了。它会变成新浪潮的一个分支，一个招牌。”
“可是没有钱，工坊可能就没了。”
“那就想办法找钱，而不是卖身。”徐情顿了顿，“陆云，你还记得我们建工坊的初心吗？是要给那些拍不出商业片的年轻人一个地方。如果工坊变成了资本的工具，那和星途娱乐有什么区别？”
陆云沉默了。
“再坚持一下，”徐情轻声说，“也许会有转机。”
转机真的来了，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电影节的倒数第二天，《哑光》拿了两个奖：最佳女演员（夏知微），和评审团特别奖。夏知微上台领奖时，用中文说了一段话：
“这个奖，属于所有还在坚持真实表达的人。属于那些在酒吧唱到凌晨的歌手，属于那些在地下室排练的乐队，属于那些用手机拍第一部短片的年轻人。电影会结束，音乐会被遗忘，但真实的声音，永远不会消失。”
这段话被同步翻译成多种语言。颁奖礼结束后，一个法国制片人找到秦朗，说想买下《哑光》的法国发行权，并且投资他的下一部电影。
“我们有个‘作者导演扶持计划’，专门找像你这样有个人风格的导演。”法国人说，“钱不多，但完全尊重创作自由。”
同时，一个德国的艺术影院联盟也找上门，想打包购买《哑光》的欧洲放映权。虽然单价比不过好莱坞，但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最意外的是，一个中国的视频平台——不是巨头，是个专注文艺内容的小平台——联系了陆云。
“陆总，我们想和晚云工坊深度合作。”对方CEO很年轻，穿卫衣，像大学生，“我们平台不大，但用户都是真正爱电影的人。我们可以签独家，预付一笔版权费，帮你们渡过难关。条件只有一个：工坊的作品，在我们平台首播。”
陆云问：“你们不怕亏钱吗？”
“怕，但我们相信好内容最终会赢。”年轻人笑了，“而且，我们调查过，晚云工坊的片子虽然不赚钱，但口碑好，能拉动平台的会员黏性。这是长线投资。”
这笔钱不多，但够发三个月工资了。更重要的是，它给了陆云一个信号——市场不全是唯利是图的。
从威尼斯回北京的飞机上，三个人都很疲惫，但眼神里有光。
“我决定拒绝新浪潮，”陆云说，“跟那个小平台签。”
“我也拒绝卡维尔，”夏知微说，“我想拍续集，但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拍。”
秦朗看着他们，忽然说：“你们知道吗？在威尼斯的时候，有个意大利老导演跟我说，他六十年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选择——是去好莱坞，还是留在意大利拍自己的东西。他选了留下，穷了一辈子，但他的电影现在还在电影学院当教材。”
“他后悔吗？”夏知微问。
“他说，有时候会想，如果去了好莱坞，会不会更有钱、更有名。但每次重看自己的电影，就觉得——值了。”秦朗顿了顿，“我现在觉得，也值了。”
飞机穿越云层，下面是阿尔卑斯山的雪顶。夏知微靠在窗边，写下新歌的第一句：“我们在高空做选择/不知道哪片云会下雨/但至少/我们选了自己想淋的那场雨。”
回到北京，生活继续。晚云工坊和小平台签了协议，暂时渡过危机。《哑光》的欧洲发行带来了持续收入，虽然不多，但稳定。
夏知微开始筹备续集，这次她要拍那些地下乐队在“出名”之后的故事——有人坚守，有人妥协，有人消失。秦朗继续当导演，但多了一个身份：晚云工坊的青年导演导师。
而陆云，在拒绝了新浪潮之后，收到了另一份邀约——一家国企背景的文化基金，想投资晚云工坊，条件很宽松：只占股30%，不参与管理，但要求工坊每年至少做两个公益放映项目，去偏远地区放电影。
陆云签了。签约那天，陈总打来电话：“陆总，你选了一条很难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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