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会战结束后的第十天，林文澜带着满身硝烟味走进重庆曾家岩官邸时，委员长正站在巨幅武汉会战地图前，指尖落在“田家镇”三个字上。“文澜，33旅在台儿庄的表现，全军都看在眼里。”委员长转过身，手里拿着一份烫金封面的编制命令，“军政部决定，将33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01师’，隶属第九战区，由你任师长，授少将军衔。编制按甲种师配置：下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装甲连、一个工兵营、一个野战医院，兵员足额一万两千人，武器装备优先供给。”
林文澜双手接过命令，封面上“甲种师”三个字格外刺眼——从芜湖的两千人杂牌旅，到如今万人编制的嫡系甲种师，这跨越背后，是张铁柱、李大海等千余名弟兄的鲜血。“谢委员长栽培！”他立正敬礼，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101师全体将士，定不负委员长厚望，守住武汉门户！”
“你需要什么，直接跟军政部提，或者用电台找我。”委员长指着地图上的田家镇，“日军下一步必攻武汉，田家镇是长江中游要塞，你师的任务，就是守住那里。现在就去准备，一个月内完成扩编整训，开赴前线。”
离开官邸的当天，林文澜就接到了军政部的装备调拨清单：中正式步枪八千支、捷克式轻机枪三百挺、马克沁重机枪六十挺、克虏伯75mm山炮十二门、105mm榴弹炮六门、德制一号坦克五辆、装甲车八辆、手榴弹五万颗、步枪子弹两百万发。可清单末尾的一行小字让他皱起眉：“迫击炮炮弹、冲锋枪及反坦克地雷暂缺，需自行协调补充。”
“迫击炮缺弹，冲锋枪没有，这打巷战和反坦克都要吃亏。”林文澜回到台儿庄驻地，把清单拍在桌上，对着新提拔的三个团长（原33旅副营长李勇升1团团长、参谋王锐升2团团长、炮兵连长张海峰升3团团长）说，“军政部说优先供给，还是有缺口。我记得徐州有个黑市，能买到沦陷区流出来的军火，我亲自去一趟，你们留在这儿整训新兵。”
第二天清晨，林文澜换上便装，带着两名护卫，坐火车前往徐州。徐州沦陷后，城郊的三堡镇成了黑市聚集地——这里盘踞着各路势力，有日军控制的伪军火商，有国民党地下人员，还有游走在夹缝中的民间商贩。林文澜通过老关系，找到一个叫“黑六”的商贩，对方穿着绸布长衫，手指上戴着金戒指，眯着眼打量他：“林师长的大名，我在沦陷区都听过。想要什么？”
“迫击炮炮弹，越多越好；MP38冲锋枪，至少两百支；反坦克地雷，一千颗。”林文澜压低声音，从怀里掏出两根金条，“价钱不是问题，但要保证是德制原装，一周内送到台儿庄。”
黑六掂了掂金条，眼睛一亮：“林师长爽快！迫击炮炮弹有三千发，是德军撤退时留下的；MP38有两百五十支，从天津租界运过来的；反坦克地雷一千五百颗，够用了。但有个条件——运输要你们自己负责，我只送到徐州城外的关帝庙，剩下的路，你们得避开日军巡逻队。”
“成交。”林文澜一口答应。一周后，101师的工兵营趁着夜色，用马车将军火从徐州运回台儿庄。打开木箱时，李勇忍不住拿起一支MP38，枪身的烤蓝还泛着光：“师长，这枪射速快，打巷战正好！有了这些家伙，小鬼子再钻巷子，咱们就能收拾他们！”
与此同时，101师的整训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台儿庄城南的练兵场被分成五个区域，每个区域对应不同兵种的训练：
? 步兵训练区：1团和2团的新兵们分成小队，趴在泥地里练射击——李勇带着教官，手把手教新兵“三点一线”瞄准，要求每人每天至少打五十发子弹，直到能在一百米外击中稻草人；巷战训练则在临时搭建的“模拟街巷”里进行，新兵们拿着MP38，练习近距离扫射、穿墙射击、房间清剿，王锐亲自示范，如何用手榴弹炸开门板，如何在拐角处伏击敌人。
? 炮兵训练区：张海峰带着炮兵营，在半壁山脚下练射击——十二门75mm山炮排成一排，炮口对准远处的小山，新兵们练习快速架设、校准、装填、射击，要求三分钟内完成一轮齐射；105mm榴弹炮则针对长江江面训练，用望远镜观察江心的浮标，计算风速和水流对炮弹的影响，确保能准确击中移动的舰艇目标。
? 装甲训练区：装甲连的五辆一号坦克在开阔地练协同——坦克手们练习编队行进、掩护步兵冲锋、突破反坦克壕，林文澜特意让人挖了三道不同宽度的反坦克壕，训练坦克如何用履带碾压壕沟边缘，为步兵开辟通道；装甲车则练快速穿插，模拟在稻田和丘陵地带行驶，确保能及时支援前线。
? 工兵训练区：工兵营的士兵们练布雷和筑工事——他们在运河沿岸埋反坦克地雷，练习“品字形”“梅花形”两种布雷方式，要求十分钟内埋完五十颗地雷；筑工事则用沙袋和混凝土，搭建碉堡和机枪掩体，林文澜亲自检查，要求碉堡的射击孔必须能覆盖三百六十度，掩体的厚度能抵御日军的步兵炮轰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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