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下旬的晋西,秋霜已染黄了山塬的野草,侯马以北的战场上,硝烟终于淡成了天际的一抹灰雾。101军的士兵们正趁着日军后撤的间隙休整,战壕里的焦土被重新翻整夯实,临时搭建的包扎所外,医护兵正将染血的绷带分类焚烧,空气中除了残留的硝烟味,又添了几分草木灰的气息。林文澜踩着碎弹片走到阵地前沿,靴底碾过一截扭曲的日军坦克履带,目光扫过正在擦拭武器的士兵,眉头不自觉地拧了起来。
两名步兵正蹲在战壕边保养M1伽兰德步枪,木质枪托上的硝烟已经擦去,露出温润的木纹,但其中一人反复拉动枪机,神色透着焦躁。“军长,这枪再好,没子弹也是烧火棍。”见林文澜走近,士兵下意识地起身敬礼,手里的步枪枪口朝下斜指地面,“原来每人能领120发.30-06弹,现在搜遍全连,平均下来每人只剩不到30发了。”
林文澜接过步枪掂了掂,冰冷的金属枪身还带着余温。这支部队作为重庆军委会直属的攻击军,换装全美式装备时曾是华北战场的焦点——M1伽兰德半自动步枪、汤姆逊M1928A1冲锋枪、M1A1巴祖卡火箭筒、75毫米M1山炮,每一件都标注着“USA”的印记。可如今,这些象征着火力优势的钢枪,正面临着“断粮”的危机。
“后勤处的清点报表还没送来?”林文澜转身问跟在身后的参谋。话音刚落,远处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后勤处长张启元抱着厚厚的账本跑过来,军帽上沾着尘土,脸色比战场上的伤员还要苍白。“军长,清点完了,您还是回指挥所看吧,数据……不太好。”
指挥所里,煤油灯的光晕照亮了墙上的作战地图,张启元将账本摊在指挥桌上,手指在数字上颤抖:“步兵武器方面,全师原有M1伽兰德步枪4200支,战后完好3800支,但配套的.30-06步枪弹仅余8.2万发,不足一个基数——按照编制,全师应备50万发。”他顿了顿,又指向另一页,“汤姆逊冲锋枪原有800支,损耗47支,可.45ACP手枪弹只剩3.1万发,这枪射速快,上次侯马反击战,一个连半小时就打光了两箱弹,这点弹药撑不住一次猛攻。”
林文澜的目光落在“巴祖卡火箭筒”那一行,瞳孔骤然收缩。账本上清晰地写着:“火箭筒42具,完好38具,60毫米火箭弹剩余17发”。前文侯马之战时就已出现“巴祖卡快用完了”的急报,如今特战奇袭虽捣毁了日军补给站,却只缴获了12发火箭弹,杯水车薪。“炮兵呢?”他沉声追问。
“75毫米M1山炮18门,炮弹只剩43发,还不够一次齐射。81毫米迫击炮还有22门,但高爆弹仅余96发,烟雾弹更是打光了。”张启元从账本下抽出一张清单,“唯一的补充是特战团带回的日军弹药,但九二式步兵炮的炮弹跟我们的装备不通用,只能留着给民夫队当信号弹。”
林文斌刚检查完1师的防线,一进门就看到满桌的账本,听闻数据后当场拍了桌子:“这怎么打?日军要是再攻过来,难道让弟兄们用枪托砸?上次跟阎锡山的61军换防,他们还偷拿了我们两箱汤姆逊弹,现在倒好,补给直接给掐了!”
“去第二兵站总监部交涉的人回来了吗?”林文澜按住桌沿,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按照战时体制,第二战区的武器弹药补给全由阎锡山掌控的第二兵站总监部负责,即便101军是中央嫡系,也需通过这个渠道申领物资。
负责交涉的参谋李默推门而入,军装下摆还沾着泥点,神色沮丧:“军长,刘总监避而不见,只让副官传了话,说临汾防御吃紧,所有物资优先保障晋绥军暂编第一军。还说我们是美式装备,该向重庆直接申领,战区的配额没我们的份。”
“放屁!”林文斌怒不可遏,“重庆的补给船运到潼关,还不是要经阎锡山的地盘转运?他要是扣着不给,我们能飞过去拿?”这话戳中了要害——第二兵站总监部不仅掌管发放,还控制着晋西的运输线,即便重庆发来了补给,只要阎锡山一句话,就能以“道路被毁”“日军袭扰”为由无限期滞留。
林文澜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临汾的位置。他清楚阎锡山的心思:101军与八路军386旅协同作战的事早已传到临汾,这位“山西王”向来将晋西视为私产,既忌惮中央军染指,更敌视与共产党合作的部队。之前调走61军制造防线缺口,如今又卡住补给,无非是想逼他要么向阎锡山低头效忠,要么在日军下次进攻中拼光实力。
“张处长,再盘点一下可回收的弹壳,联系兵工厂看看能不能复装。”林文澜的声音透着疲惫,却依旧沉稳,“告诉各部队,非作战状态严禁试射,冲锋时步枪手要节省子弹,优先用冲锋枪压制,火箭弹必须由营长以上军官亲自审批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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