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下旬的晋西，秋霜已染黄了山塬的野草，侯马以北的战场上，硝烟终于淡成了天际的一抹灰雾。101军的士兵们正趁着日军后撤的间隙休整，战壕里的焦土被重新翻整夯实，临时搭建的包扎所外，医护兵正将染血的绷带分类焚烧，空气中除了残留的硝烟味，又添了几分草木灰的气息。林文澜踩着碎弹片走到阵地前沿，靴底碾过一截扭曲的日军坦克履带，目光扫过正在擦拭武器的士兵，眉头不自觉地拧了起来。
两名步兵正蹲在战壕边保养M1伽兰德步枪，木质枪托上的硝烟已经擦去，露出温润的木纹，但其中一人反复拉动枪机，神色透着焦躁。“军长，这枪再好，没子弹也是烧火棍。”见林文澜走近，士兵下意识地起身敬礼，手里的步枪枪口朝下斜指地面，“原来每人能领120发.30-06弹，现在搜遍全连，平均下来每人只剩不到30发了。”
林文澜接过步枪掂了掂，冰冷的金属枪身还带着余温。这支部队作为重庆军委会直属的攻击军，换装全美式装备时曾是华北战场的焦点——M1伽兰德半自动步枪、汤姆逊M1928A1冲锋枪、M1A1巴祖卡火箭筒、75毫米M1山炮，每一件都标注着“USA”的印记。可如今，这些象征着火力优势的钢枪，正面临着“断粮”的危机。
“后勤处的清点报表还没送来？”林文澜转身问跟在身后的参谋。话音刚落，远处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后勤处长张启元抱着厚厚的账本跑过来，军帽上沾着尘土，脸色比战场上的伤员还要苍白。“军长，清点完了，您还是回指挥所看吧，数据……不太好。”
指挥所里，煤油灯的光晕照亮了墙上的作战地图，张启元将账本摊在指挥桌上，手指在数字上颤抖：“步兵武器方面，全师原有M1伽兰德步枪4200支，战后完好3800支，但配套的.30-06步枪弹仅余8.2万发，不足一个基数——按照编制，全师应备50万发。”他顿了顿，又指向另一页，“汤姆逊冲锋枪原有800支，损耗47支，可.45ACP手枪弹只剩3.1万发，这枪射速快，上次侯马反击战，一个连半小时就打光了两箱弹，这点弹药撑不住一次猛攻。”
林文澜的目光落在“巴祖卡火箭筒”那一行，瞳孔骤然收缩。账本上清晰地写着：“火箭筒42具，完好38具，60毫米火箭弹剩余17发”。前文侯马之战时就已出现“巴祖卡快用完了”的急报，如今特战奇袭虽捣毁了日军补给站，却只缴获了12发火箭弹，杯水车薪。“炮兵呢？”他沉声追问。
“75毫米M1山炮18门，炮弹只剩43发，还不够一次齐射。81毫米迫击炮还有22门，但高爆弹仅余96发，烟雾弹更是打光了。”张启元从账本下抽出一张清单，“唯一的补充是特战团带回的日军弹药，但九二式步兵炮的炮弹跟我们的装备不通用，只能留着给民夫队当信号弹。”
林文斌刚检查完1师的防线，一进门就看到满桌的账本，听闻数据后当场拍了桌子：“这怎么打？日军要是再攻过来，难道让弟兄们用枪托砸？上次跟阎锡山的61军换防，他们还偷拿了我们两箱汤姆逊弹，现在倒好，补给直接给掐了！”
“去第二兵站总监部交涉的人回来了吗？”林文澜按住桌沿，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按照战时体制，第二战区的武器弹药补给全由阎锡山掌控的第二兵站总监部负责，即便101军是中央嫡系，也需通过这个渠道申领物资。
负责交涉的参谋李默推门而入，军装下摆还沾着泥点，神色沮丧：“军长，刘总监避而不见，只让副官传了话，说临汾防御吃紧，所有物资优先保障晋绥军暂编第一军。还说我们是美式装备，该向重庆直接申领，战区的配额没我们的份。”
“放屁！”林文斌怒不可遏，“重庆的补给船运到潼关，还不是要经阎锡山的地盘转运？他要是扣着不给，我们能飞过去拿？”这话戳中了要害——第二兵站总监部不仅掌管发放，还控制着晋西的运输线，即便重庆发来了补给，只要阎锡山一句话，就能以“道路被毁”“日军袭扰”为由无限期滞留。
林文澜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临汾的位置。他清楚阎锡山的心思：101军与八路军386旅协同作战的事早已传到临汾，这位“山西王”向来将晋西视为私产，既忌惮中央军染指，更敌视与共产党合作的部队。之前调走61军制造防线缺口，如今又卡住补给，无非是想逼他要么向阎锡山低头效忠，要么在日军下次进攻中拼光实力。
“张处长，再盘点一下可回收的弹壳，联系兵工厂看看能不能复装。”林文澜的声音透着疲惫，却依旧沉稳，“告诉各部队，非作战状态严禁试射，冲锋时步枪手要节省子弹，优先用冲锋枪压制，火箭弹必须由营长以上军官亲自审批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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