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郎配铁犁”的童谣，如同春风野草，迅速传遍了永安县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陈启明、李秀川等书生以农具为聘，与农社女子缔结新式婚姻的事例，不再是孤立的奇闻异事，而是逐渐成为一种被讨论、被审视，甚至被部分年轻男子悄然效仿的“新风尚”。这股风潮所带来的冲击，并不仅仅停留在婚恋层面，更悄然渗透至更深层的性别角色与家庭分工观念之中。
以往，若论及男子，尤其是读书人或家境尚可之家，评判标准无非是“学而优则仕”，或至少能打理家业、继承田产。至于洗衣做饭、缝补收纳等“中馈”之事，向来被视为妇人之职，男子沾手便是“没出息”、“辱没门风”。然而，巾帼农社女子展现出的独立性与对家庭的贡献，以及那“夫妻同心约”中隐含的对男子尊重、平等甚至“实用”的要求，使得一些有心求娶农社女，或开始反思传统婚姻模式的男子，开始意识到，仅凭几句诗文或空泛的家世承诺，似乎已不足以打动那些能纳粮、能织布、心中有“稼穑娘娘”的姑娘了。
就在这微妙的氛围中，一个让许多老派人士瞠目结舌的新鲜事物，在赵家屯悄然出现了——“夫郎讲习班”。
这讲习班的发起，并非农社官方组织，而是源于几位已与农社女子定亲，或正在积极争取的年轻男子的自发需求。领头者正是李秀川和张远。他们与农社女子接触日深，愈发感到自身除了笔墨之外，于实际生活技能几乎一窍不通，将来成家，难道真要“君子远庖厨”，事事仰赖妻子？这与“同心垦人间”的誓言，似乎相去甚远。且他们隐约察觉到，农社女子私下评判男子时，除了品性学识，是否“顾家”、“体贴”、“能做实事”，也成了重要的考量标准。
于是，李秀川几人商议后，鼓起勇气，找到王二婶和几位农社中年纪稍长、性格温和又手艺精湛的婶子大娘，恳请她们能在闲暇时，指点他们一些基本的家务技能。王二婶初闻此请，也是愕然失笑，但见几人态度诚恳，想到女儿新阳婚后与陈启明相互扶持的情形，再思及社内姐妹们的未来，心中一动，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便与赵小满商议。
赵小满闻之，只略一沉吟，便道：“他们既有心学，教教也无妨。女子能耕田织布，男子学些缝补炊爨，亦是常理。只要不耽误正事，由他们去便是。”得了社长首肯，王二婶便应承下来，利用午后或傍晚的闲暇，在屯中一处闲置的仓房内，简单布置，这“夫郎讲习班”便算开张了。
消息不胫而走，最初只是李秀川、张远、王瑾等寥寥数人，很快，又有几位镇上的、乃至邻屯的年轻男子闻讯加入。他们或是心仪某位农社女子，或是家中已开始按新礼商议婚事，或是单纯对此感到好奇，想来看看风气。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镇上米商刘家的独子——刘丰年。
刘家虽不算顶级富户，但在镇上也是殷实人家，有铺面有田产。刘丰年自幼娇生惯养，是名副其实的“富户子”，平日里只知读书玩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遑论家务。他原本的婚事，家里早有计划，欲与另一商户联姻。然而，近来看多了农社女子的风采，又听闻陈启明等人的事迹，竟对家中安排的庸脂俗粉失了兴趣，鬼使神差地，对农社一位负责账目、眉目清秀又行事干练的姑娘青蔓，生了爱慕之心。
几番打听，知悉青蔓姑娘颇看重男子是否“务实”、“知冷暖”，又听闻这“夫郎讲习班”之事，刘丰年挣扎再三，终于放下少爷架子，瞒着家人，偷偷摸摸地加入了进来。
于是，在这间略显简陋的仓房里，便出现了这样一幅奇景：一群穿着长衫或短打的年轻男子，围坐在王二婶和几位农社婶子周围，笨拙地拿着针线，学习如何缝补衣衫上的破洞；或是站在临时垒起的灶台前，手忙脚乱地学习如何生火、淘米、熬煮一锅最简单的米粥。
“哎哟！刘少爷，线不是那么纫的！”
“张相公，火太大了，粥要糊底了！”
“李秀才，你这针脚……啧啧，比我家三岁娃子爬得还歪斜！”
婶子们爽朗的调侃声、男子们窘迫的讪笑声、以及偶尔因成功而发出的轻微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李秀川等人学得认真，虽动作生疏，但态度端正。最惹人注目的刘丰年，初时简直是笑话百出，拿针像持戟，淘米洒半盆，被烟熏得眼泪直流，引得众人暗笑。但他为了心中所慕，竟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几日下来，虽依旧笨拙，却也能勉强将线穿过针眼，熬出的粥虽称不上香糯，至少不再半生不熟或焦糊难闻。
这“夫郎班”的存在，自然引来了不少非议与嘲讽。镇上一些守旧之人闻之，嗤之以鼻：“简直是斯文扫地！男子汉大丈夫，竟学妇人勾当，成何体统！”刘丰年的父亲刘员外得知儿子竟跑去学煮粥缝补，气得差点动用家法，痛骂其“不肖”、“被妖风迷了心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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