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的新集，上午九时整，第二次新集会议正式召开。
会场内，长条木桌整齐排列，桌面上的粗瓷茶碗冒着袅袅热气，墙壁上悬挂的红布横幅用墨汁写着“巩固苏区、发展斗争、迎接革命新G潮”，落款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与特区苏维埃zheng府。
参会人员齐聚一堂，共计三十四人，皆是苏区军政民各条战线的核心骨干。
军事方面，红四军军长徐象谦身着灰布军装，袖口磨出了毛边，眼神锐利如鹰，正低头擦拭着腰间的驳壳枪；
军政委曾中生手持笔记本，笔尖悬在纸页上方，随时准备记录关键部署；
红二十五军部分团级指挥员、各县独立团与游击队负责人也悉数到场，他们的衣襟上还沾着田间练兵的泥土与山间行军的草叶。
政权建设方面，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沈泽民、陈浩端坐前排，特区苏维埃zheng府主席甘元景、副主席郑位三陪同左右，粮食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等部门负责人依次就座，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凝重而坚定的神情。
此外，还有来自红安、麻城、光山、商城等县的工农代表，他们带着基层群众的期盼，拘谨却认真地坐在会场后排，粗布衣衫与前方的军装、干部服形成鲜明对比，却同样透着对革命的赤诚。
“同志们，”张涛站起身，目光扫过会场每一个人，声音沉稳而有力，打破了短暂的寂静，“自去年箭厂河会议成立特区以来，我们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苏区版图扩大到鄂豫皖三省交界二十余县，红军主力发展到两万余人，这是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但当前形势依然严峻，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益加剧，内部建设亟待完善，今天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明确接下来的核心任务，这十件大事，每一件都关系到苏区的生死存亡，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话音刚落，会场内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随即又迅速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张涛手中的麻纸文稿上。
他展开文稿，逐条庄严宣布，每一条都紧扣历史背景与苏区实际，字字千钧：
“第一，深化土地革命复查工作。”张涛的声音回荡在礼堂内，“严查各地分田不均、富农隐瞒土地等问题，确保‘耕者有其田’落到实处——凡是雇农、贫农未分到足额土地的，一律从地主、富农多余土地中补足；没收的地主浮财，除支援红军外，优先分给贫苦群众，激发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与革命热情。”
这一条直击苏区根基，参会的工农代表们听到此处，不约而同地挺直了腰板，眼中闪烁着期盼的光芒。
“第二，全力开展春耕抢种与粮食储备建设。”张焘顿了顿，目光转向粮食委员会主席甘元景，“眼下青黄不接，敌人又封锁粮道，必须动员全体军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推广红薯、南瓜等耐旱高产作物种植；各县、区、乡立即设立粮食贮藏所与种子贮备所，统计辖区粮食产量与消费需求，实行粮食统一调配，严禁私人囤积居奇。”
这正是应对粮食危机的关键举措，甘元景一边听一边快速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第三，扩大红军主力与地方武装建设。”张涛看向徐象谦，语气坚定，“三个月内完成扩红五千人的任务，各县游击大队整编成独立团，补充红四军、红二十五军战力；同时加强地方武装训练，每乡组建至少一支赤卫队，每村设立少先队，形成主力红军、地方武装、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防御体系，随时应对敌人‘围剿’。”
徐象谦微微点头，在笔记本上圈下了“扩红五千”“三位一体”几个关键词。
“第四，厉行粮食节约，推行分级供粮制度。”
这一条与全体参会人员息息相关，张涛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遵照中央分局此前发布的第二号、第三号通知精神，调整供粮标准：前线作战的红军战士每日供应三顿干饭，后方军事机关人员每日两顿干饭、一顿稀饭，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每日两顿稀饭，所有人员严禁浪费粮食，违者严肃处理；节省下来的粮食，全部纳入军粮储备，支援前线与救济饥民。”
参会的干部们纷纷表示赞同，他们深知，在粮食短缺的当下，只有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才能凝聚军民同心的力量。
“第五，肃清苏区内部反动武装。”张涛的语气变得凌厉起来，“重点打击商城顾敬之、光山易本应、罗山丁应坤等顽劣民团，这些反动武装盘踞山寨，实行坚壁清野，破坏苏区建设，残害革命群众，必须集中兵力逐步肃清，打通各县交通线，保障苏区内部联络与物资运输畅通。”
提到顾敬之等民团，会场内响起一阵压抑的怒火，不少人都亲身经历过民团的迫害，复仇与除害的决心在每个人心中升腾。
“第六，建立健全苏区财经与贸易体系。”张焘转向财经委员会负责人，“成立苏区贸易合作社，组织群众生产土布、农具、纸张等物资，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发行苏区货币，稳定粮食与日用品价格，限制粮食、盐、铁等战略物资外流；设立粮食运输栈，组建专业运粮队，保障军粮与民需物资的跨区域运输，应对敌人对交通线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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