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夏，川陕苏区通、南、巴三县大地，硝烟未散，腥风又起。
反三路围攻的枪炮声还在山谷间回荡，红军将士用血肉之躯打退了田颂尧的疯狂进攻，保住了刚刚建立的苏区政权。本该是庆功休整、鼓舞士气的时候，可整个红四方面军从上到下，没有半分喜悦，只有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恐惧、悲愤与绝望。
一场由张国焘亲自发动、保卫局全力执行的肃反扩大化，如同最恶毒的瘟疫，在军营、机关、苏维埃地方zheng府中疯狂蔓延。
从鄂豫皖带到川北的屠刀，非但没有收起，反而举得更高、砍得更狠，短短数月之内，便将一支士气高昂、战力强悍的红军，搅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没有人知道，下一个被抓走的是谁；没有人清楚，自己随口一句抱怨，会不会变成“反革命”的罪证；更没有人敢相信，昨天还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战友，今天就会被扣上“改组派”“托陈派”“军阀残余”的帽子，拉到河边、山坳，不经审判、不经核实，一排枪下去，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川北民军改编的独立第一师，排以上军官一百二十七人无一生还的惨案，像一块千斤巨石，砸在每一个红军将士的心上。师长任伟章，主动率部起义、真心投奔革命，作战勇猛、爱护百姓，是苏区人人称赞的好将领，却被污蔑为“图谋反叛”，秘密处决于诺水河畔。
消息传开，全军震恸，百姓垂泪。
可这仅仅是开始。
紧接着，邝继勋、余笃三、舒玉章……一位又一位从鄂豫皖时期就跟着红军闹革命、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相继倒在肃反的黑枪之下。他们没有牺牲在国民党的枪林弹雨中，没有死在军阀部队的围剿下，反而死在了自己人手里，死得不明不白、冤屈难伸。
军营之中，恐怖气氛达到顶点。
各级军官人人自危，战战兢兢，连睡觉都不敢脱衣服，生怕半夜被保卫局的人破门而入，直接抓走。部队里流传着一句让人胆寒的话：“宁肯上前线送死，不愿在后方被整死。”
最荒唐、最寒心的是，保卫局抓人，根本不需要真凭实据，全凭捕风捉影、主观臆断。
在他们的“标准”里：
- 从白军起义、投诚过来的，一律是“军阀残余”；
- 读过书、有文化的干部，一律是“异己分子”；
- 在小河口会议上提过意见的，一律是“反党右派”；
- 打仗勇猛、在士兵中有威望的，一律是“潜在威胁”；
- 甚至只是私下说一句“不该乱杀人”，就会被定性为“同情反革命”。
只要沾上其中一条，便是死罪。
许多连队出现了**“上午刚任命的连长，下午就被抓走枪毙”**的荒诞惨剧。新兵不敢当班长，老兵不敢当排长，连营长都主动请辞，宁愿去当普通战士，也不愿坐在随时会掉脑袋的位置上。
部队的指挥体系濒临崩溃，战斗力被严重削弱。
战士们看着身边的干部、战友一个个被冤杀，心中的热血一点点冷却，对革命的信仰、对上级的信任，正在被无情地撕碎。
李云龙所在的尖刀团，自从鹰嘴崖阵地抗命事件后，更是成了保卫局的眼中钉、肉中刺。
若不是徐象谦总指挥一力庇护、拍板撑腰，李云龙和赵刚早就成了刀下亡魂。可即便如此，全团上下依旧人心惶惶，战士们训练、作战时沉默寡言，眼神里满是忧虑，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朝气与冲劲。
“团长，再这么杀下去，部队就要散了。”赵刚胳膊上的枪伤还未痊愈，脸色苍白，语气沉重，“战士们都在偷偷问，我们到底是在为谁打仗？我们的敌人，到底是山下的田颂尧，还是自己人？”
李云龙蹲在工事上，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一拳砸在石头上，指节渗血。
“我李云龙打了半辈子仗，从没怕过死，从没退过一步。”他声音沙哑，满是悲愤，“可现在，我怕了。我怕我前脚冲上去杀敌人，后脚我的兄弟、我的政委、我的兵，就被保卫局偷偷拉出去枪毙。”
“这肃反，不是在肃清反革命，是在毁红军、断根基、失人心！再不停手，不用敌人打，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搞垮了！”
李云龙的愤怒与绝望，正是全军上下千千万万红军将士的心声。
军营之内积怨已深，苏区民间更是怨声载道，天怒人怨。
肃反的魔爪，不仅伸向红军部队，还疯狂伸向地方苏维埃干部、群众积极分子、贫苦农民骨干。
许多乡、村苏维埃主席、委员，只是因为在分田地、征粮食时坚持公道、得罪了个别坏人，就被诬告为“反革命”，惨遭杀害。有的基层干部，一家老小都被株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原本对红军敲锣打鼓、夹道欢迎、踊跃送粮送子参军的老百姓，吓得纷纷关门闭户，不敢再与红军接触。
老人摇头叹息：“红军好是好，就是这‘肃反’太吓人，专杀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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