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流火，终于将大地炙烤得滚烫。蝉鸣声嘶力竭，仿佛要把最后一丝力气都耗尽在盛夏的尾声里。西里村东头的五亩瓜田，经历了最初的喧嚣与繁盛，此刻也显露出几分疲惫。曾经浓密得不见泥土的瓜秧，叶片边缘开始微微泛黄、卷曲，失去了油亮的光泽。瓜垄间，头茬瓜被摘走后留下的空位，像一块块显眼的伤疤。只有那些后期坐果的二茬瓜，零零星星地挂在藤蔓上，个头明显比头茬小了一圈，最大的也只如小皮球一般，青涩地隐藏在日渐稀疏的叶片下。
吴建军蹲在地头，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捻着一片发黄的瓜叶。空气里弥漫的不再是西瓜清甜的香气，而是泥土被烈日反复烘烤后散发的、带着点焦糊的土腥气。
市场的变化，比天气更让人心焦。头茬瓜赶早市、占先机的好光景，如同被烈日蒸发的水汽，转瞬即逝。短短十几天，形势急转直下。先是邻村的西瓜开始零星上市，接着，像决了堤的洪水，柳林镇大集上，各个村子的瓜车一下子涌了出来，挤满了道路两旁。放眼望去，一片翠绿，叫卖声此起彼伏，竞争一下子变得惨烈。
“西瓜！西瓜！贱卖啦！一毛五一斤！”
“保熟保甜！不甜管换！”
“看看俺这瓜，沙瓤的！”
价格像断了线的风筝，直线下跌。从最初吴建军能卖到两毛、一毛八，迅速滑落到一毛五、一毛二，甚至更低。吴建军拉着排车再去镇上，他的瓜依旧是好瓜，但淹没在瓜的海洋里，优势不再那么明显。他吆喝得嗓子冒烟，一天下来，排车上的瓜也卖不完一半。有时为了早点回家，不得不咬牙再降几分钱处理掉。攥着手里明显变薄的钞票，他的心也一点点往下沉。
家里的“内线”也压力陡增。李秀云骑着自行车在附近几个村子转悠，明显感觉到村民的购买热情降低了。家家户户地里或多或少都有瓜了，或者已经买过尝鲜了。她的吆喝声里，也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后座筐里的西瓜，常常要转悠大半天才能卖完。
地里的二茬瓜，成了新的难题。它们长得慢，个头小，品相远不如头茬瓜。吴建军每天去地里转，看着这些“小不点”，愁绪更浓。指望像头茬瓜那样拉出去零卖，费时费力不说，价钱肯定也上不去，还未必有人要。
这天傍晚，吴建军拖着疲惫的身躯，拉着半车没卖完的西瓜回到家。院子里，堆着白天刚摘下来的几十个二茬瓜，个头参差不齐，像一群发育不良的孩子。李秀云和大姨正坐在小板凳上，就着昏暗的灯光，把白天收回的毛票一张张展平、点数。气氛有些沉闷。
“建军，今天……咋样？”李秀云抬头问，声音带着小心翼翼。
吴建军摇摇头，把卖瓜的钱——一小卷皱巴巴的毛票和硬币——默默放在堂屋的方桌上，一言不发地拿起水瓢，咕咚咕咚灌了一肚子凉水。那动作里透着说不出的疲惫和烦躁。
大姨夫抽着旱烟，闷声道：“镇上瓜多得都下不去脚了。我看咱家地里这些小的，零卖是够呛了，搭功夫还卖不上价。”
大姨李秀英接口：“是啊，建军兄弟，得想个法子。这天越来越热，瓜在地里也搁不住，熟过了就烂了，更不值钱。”
吴建军抹了把脸上的汗，目光投向院子里那堆二茬瓜，眼神复杂。他蹲下身，拿起一个拳头大的小西瓜，在手里掂了掂，又拍了拍。瓜皮青翠，声音沉闷，是熟的，但个头实在太小了。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一阵自行车的铃铛声。一个穿着灰蓝色涤卡上衣、皮肤黝黑、脸上堆着精明笑容的中年男人推着自行车走了进来，车把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人造革包。
“建军大哥在家吗？听说你家瓜快下梢了？还有货不？”来人嗓门洪亮，正是附近十里八乡有名的瓜贩子，人称“王老四”。
吴建军站起身，看着王老四。他知道这人，专门在西瓜季走村串户收瓜，再倒手卖到县里或更远的地方，赚的就是差价。
“王老板，稀客。”吴建军语气平淡，指了指院里那堆小瓜，“就剩这些二茬瓜了，个头小。”
王老四支好自行车，笑呵呵地走过来，也不客气，随手拿起几个瓜，熟练地拍拍、掂掂、看看瓜蒂和瓜脐。
“嗯，瓜是不错，熟是熟了，就是小了点。”他咂咂嘴，一副为难的样子，“建军大哥，你也知道，现在瓜价跌得厉害，大瓜都不好走，这小瓜……更费劲啊！拉到城里，人家一看个头，价钱就得往下压一大截！”
他顿了顿，观察着吴建军的脸色，伸出两根手指：“这样吧，咱们乡里乡亲的，我也不跟你来虚的。统货（不分大小好坏一起收），五分钱一斤，我包圆，现在就能过秤拉走！省得你天天拉出去零卖还卖不完，也省得烂在地里，是不是？”
“五分？！”李秀云失声叫了出来，声音都变了调。头茬瓜最贵时卖过两毛啊！就算现在跌价，零卖也能卖一毛出头！这价格压得也太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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