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县的民办教师金常荣，总说自己比别人幸运点。
至少他不用天天扛着锄头下地，在学校教书，每月能领18块钱工资，虽然少得可怜，可好歹是个稳定收入。
可1977年高考恢复时，30岁的他看着怀里几个月大的小儿子，还有旁边玩积木的三岁大儿子，心里像被猫抓似的难受。
每天晚上，等两个孩子都睡熟了，金常荣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煤油灯旁，翻出压在箱底的高中课本。
书页都脆了，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了，他用手指轻轻拂过“三角函数”“化学方程式”，手都在抖——这些东西，都快忘光了。
可他又舍不得放下，这是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啊！
他算了又算：要是考上大学，至少得读三年，这三年里，家里就靠妻子一个人撑着。
妻子身子弱，平时连提桶水都费劲，怎么扛得起这个家？那天晚上，金常荣等妻子哄睡小儿子，拉着她坐在床边，声音里带着颤音：“娃他妈，我想考大学。考上了，家里会苦几年，可等我毕业分配了好工作，咱们日子就能好起来。要是这次不考，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一眼望得到头啊！”
话没说完，这个平时扛着家里重担不喊累的汉子，声音就哽咽了。
妻子低着头，看着怀里孩子的小脸蛋，又看了看漏风的土坯房，眼泪无声地往下掉，却还是轻轻点了点头——她知道，丈夫说的是实话，就算再难，也得给孩子拼个好未来。
平阳县的吴舒平，心里的疙瘩比金常荣还多。
他是被养父母抱养的，1967年高中毕业后就当民办教师，可在学校里，总被那些名牌大学毕业的同事瞧不起。
办公室里，年轻老师凑在一起聊大学时的趣事，他只能默默走到角落批改作业；教研会上，他提出的教学建议，总被一句“你没上过大学，不懂”轻描淡写地带过。
如今他也是两个孩子的爹了，女儿上小学，儿子才六岁，家里穷得叮当响，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每次吃饭，吴舒平都把碗里最后一口饭拨给孩子，自己就着菜汤灌个水饱。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心里像烧开的水，翻腾个不停——他想考，想证明自己不比那些名牌大学毕业的老师差，可一想到家里的情况，又像被泼了盆冷水。
他偷偷在厨房的角落里点起煤油灯复习，翻开数学课本，“几何图形”“代数方程”陌生得让他心慌，连最基本的勾股定理都记不全。
养父母年纪大了，妻子没工作，两个孩子等着吃饭，全家就靠他每月几块钱的代课费和养父捡破烂的钱过活。
要是他去读大学，这个家不就散了？
有天晚上，养父起夜时看到厨房的灯亮着，凑过去一看，才知道儿子在偷偷复习。
老人没说话，转身回屋，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皱巴巴的十元钱——这是他攒了半年的养老钱。
老人把钱塞到吴舒平手里，手都在抖：“娃，拿着买复习资料。我年轻时就是顾虑太多，错过了机会，这辈子都后悔。你去考，家里有我呢！”
吴舒平攥着那十元钱，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咬着牙下定决心：“就算考上了，我也可以不去读，只要能证明自己的实力，就够了！”
温州永久锁厂的盛亮，面临的是另一种两难。
27岁的他好不容易有了正式工作，每月13元工资，虽然少，可比起以前拉板车、没户口的日子，已经好太多了。
父母说什么都不让他考：“别折腾了！现在一个正式工名额多难弄？你要是去读大学，工作没了，以后一家人喝西北风啊？”
饭桌上，父亲把筷子重重拍在桌上，声音都拔高了：“你忘了以前没工作的时候，连对象都找不到吗？”
盛亮当然没忘。
那几年，他没户口没工作，媒人介绍了好几个姑娘，人家一听说他的情况，连面都不愿见。
后来还是因为弟弟去黑龙江支边，他才被照顾进了锁厂当学徒，每天下班都要走一个多小时回家，就为了省下几分钱车费。
可恢复高考的消息，像颗石子投进了他心里，再也平静不下来。
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要是这次放弃了，可能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他会恨自己一辈子。
他偷偷去新华书店，看着柜台里的复习资料，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还是没舍得买。
最后，他向厂里上过高中的同事借了旧课本，每天下班后躲在集体宿舍的蚊帐里，就着微弱的灯光复习。
他没敢告诉父母，偷偷报了名，连五毛钱的报名费都是向工友借的。他想：“就算考不上，至少我努力过，不后悔！”
金常荣、吴舒平、盛亮，只是当年数百万“老三届”考生的缩影。
他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撕扯，在家庭和个人之间权衡，每一个决定都带着血泪。
可正是这些艰难的选择，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更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转折——高考恢复了，希望也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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