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眼，罗文凯已经二十六岁。
放在物资匮乏、婚嫁观念刻板的七十年代农村，这个年纪是实打实、没人肯姑息的大龄剩男，是全村人私下嚼舌根、暗自嘲讽的对象。
同村跟他同龄甚至小上两三岁的汉子，但凡身体健全、能下地干活的，早就早早娶妻生子，分门立户，守着几亩薄田，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红火日子。
那些人里，有不少长相不如他周正、读书识字不如他通透、干活力气也不如他足的普通人。
可命运偏偏格外刻薄，全村上下数百户人家，唯独他罗文凯一人，年年托人相亲，次次满怀期待，最终次次落空收场。
早些年刚到适婚年纪，媒人上门介绍的姑娘，个个模样周正、品性本分，初见时没人不中意他。
他生得身形挺拔、眉目清朗，性子沉稳内敛，不浮躁不莽撞，是村里为数不多读过高中、识文断字的年轻人，平日里干活勤恳、待人谦和，论条件在一众农村小伙里绝对拔尖。
可只要媒人随口提一句，他爹是早年摘帽的右派，对方家里人脸色瞬间就变了。
前一秒还堆满客套笑意、热络攀谈的脸，瞬间僵得死死的，眼底的和善转瞬被忌惮、鄙夷和疏离取代。
下一秒便是毫不犹豫的摇头拒绝，语气决绝，连半分商量、再了解一下的余地都不肯留。
有的人家甚至当场翻脸，连媒人带罗文凯一并嫌弃，生怕沾上半点关系，影响自家名声和子女前程。
这世道的现实与凉薄，从来都直白又残酷，没人愿意冒险沾染上半点政治污点。
哪怕父亲的右派帽子早已摘去多年，档案上的记录却永远留存，旁人刻在骨子里的偏见与忌惮，更是根深蒂固，死死压得罗家在村里抬不起头、直不起腰。
这桩无解的婚事，成了罗家最大的心病，把老实本分的老两口逼得日夜煎熬。
母亲常常坐在灶台边抹眼泪，烧火的柴灰落满裤脚都浑然不觉，父亲整日闷头抽旱烟，黝黑的脸皱成一团，烟袋杆敲了无数次鞋底。
每日天不亮，母亲就起身烧火做饭、收拾家务，可整日操劳却换不来儿子的一桩婚事，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偷偷抹泪的声音，罗文凯夜夜都听得清清楚楚。
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父亲，更是彻底没了往日的精气神，白日下地干活闷不吭声，夜里就坐在院坝石阶上抽旱烟，一锅接一锅，烟蒂扔了满地。
老两口日日茶饭不思、夜夜长吁短叹，看着身形挺拔、满腹学识却命运坎坷的儿子，眼底只剩化不开的心疼与深深的无力。
他们这辈子勤恳做人、安分守己，从未害人亏心，却偏偏要连累最优秀的儿子受尽委屈、饱受磋磨。
罗文凯将父母的煎熬与愁苦尽数看在眼里，疼在心底，胸腔里积攒的憋屈、不甘与压抑，早已层层叠叠堆成了万丈高山。
他无数次深夜扪心自问，自己这辈子从未偷奸耍滑、从未行差踏错，勤恳踏实种地干活，寒窗苦读饱读诗书，做人做事光明磊落。
可就因为父辈早年的一桩冤屈过往，他就要被死死钉在屈辱的标签上，被困在这片贫瘠闭塞的乡村，被人轻视、被人排挤，一辈子抬不起头、看不到出路。
凭什么？
无数个深夜的辗转反侧，无数次相亲失败的冷眼嘲讽，让他彻底看透了现实。
这片生他养他、承载了他二十六年青春的故土，看似安稳包容，实则早已没有半分属于他的出路与希望。
他不愿认命，更不愿一辈子困在偏见的牢笼里，潦草平庸过完一生。
迷茫困顿之际，鲁迅先生那句振聋发聩的话，一次次在他脑海中回响，字字句句都在唤醒他心底的不甘：走异乡，逃异地，去寻觅别样的人生。
1975年底，北风凛冽，凛冬刺骨，寒风卷着枯黄的枯叶与细碎尘土，疯狂刮过村庄坑洼不平的土路。
冰冷的寒风穿透单薄的粗布衣裳，冻得人四肢发麻，却彻底吹醒了沉沦多年的罗文凯。
他咬碎牙攥紧拳，压下心底所有不舍与纠结，彻底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困住他半生、满是委屈与遗憾的伤心地。
他简单收拾了一个缝了又补、补丁摞补丁的粗布包袱，里面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换洗衣物、半袋干粮，还有一本被他反复翻阅、边角彻底翻烂的旧课本，挨个和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道别。
村里的发小们都懂他的委屈，没人嘲讽他落魄，只剩满心的不舍与惋惜。
没有锣鼓喧天的盛大送别，没有亲友簇拥的热闹场面，只有几个好友站在村口老槐树下，低声叮嘱他在外保重、万事小心，眼神里满是牵挂。
罗文凯没有回头，他怕看见父母泛红的眼眶，怕自己一时心软放弃所有退路。
他背着沉甸甸的旧包袱，踏着满地寒风枯叶，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生活二十六年的家乡，奔赴十几里外的乡镇中学，争取到了一份临时代课老师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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