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关于乡镇企业数据造假的报告交上去后，我的心情就像揣了只兔子，七上八下。一连几天，我进出办公室都下意识地瞥向周副秘书长那扇深色的门，既期待又害怕那里会传来什么动静。
然而，风平浪静。
处理文件、端茶倒水、参加会议……日子按部就班，仿佛我投下的那颗小石子，并未在政策的深潭中激起半点涟漪。老张看我的眼神恢复了往常的和气，甚至带着一丝“早告诉过你”的了然。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太过幼稚，小题大做了？或许，那些数据差异真有别的合理解释？又或者，我的报告写得不够有力，直接被秘书筛掉，根本没到周副秘书长眼前？
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最是磨人。
这天下午，我正对着一份关于发展庭院经济的通知稿绞尽脑汁，试图把官样文章写出点鲜活气来。内线电话突然响了。
是周副秘书长的秘书小刘，声音平静无波：“林致远同志吗？副秘书长请你现在过来一下。”
来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放下电话，手心已经沁出一层薄汗。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略显褶皱的衬衫领子，又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笔记本和笔——这是我跟班学习养成的习惯。
“小林，去哪？”老张从文件堆里抬起头。
“周副秘书长叫我去一趟。”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老张“哦”了一声，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神色，随即又埋首文件中，只含糊地说了句：“去吧。”
穿过安静的走廊，脚下的皮鞋踩在光洁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晰的回响，每一步都像踩在我的心弦上。我在那扇熟悉的深色木门前站定，再次深呼吸，才抬手敲了敲门。
“请进。”里面传来周副秘书长那略带沙哑却沉稳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办公室宽敞明亮，阳光透过巨大的窗户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周副秘书长正伏在宽大的办公桌上批阅文件，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他头也没抬，只是用拿着红蓝铅笔的左手朝对面的椅子示意了一下：“坐。”
我依言轻轻坐下，腰杆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扫过他那张堆满文件和书籍的办公桌。我的那份报告……在哪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办公室里只有红蓝铅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以及偶尔翻动文件的哗啦声。这种沉默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让我有些坐立不安。我甚至开始在心里打腹稿，如果他问起，我该如何条理清晰地阐述我的发现和担忧。
终于，周副秘书长放下了笔，摘掉老花镜，揉了揉眉心。他抬起头，目光落在我身上。那目光并不锐利，却深邃得让人看不透底。
他没有提报告的事，而是话锋一转，问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致远啊，最近在看什么书？”
我一愣，脑子里飞速运转，老实回答：“在看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还有……一些农业经济学的资料。”
“《江村经济》……”周副秘书长微微颔首，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嗯，好书。了解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农村。不像有些人，办公室里摆几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装点门面，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来却还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他的话像是随意的感慨，又像意有所指。我摸不准他的脉络，只能谨慎地应和：“是，老师（王伯年）也常说，实事求是的基础是深入了解实际情况。”
周副秘书长“嗯”了一声，身体微微后靠，目光似乎放远了些：“当年我们在下面搞调研，条件比现在苦多了。靠两条腿走路，睡老乡家的炕头，吃派饭。那时候，数据报上来是多少，心里大体有杆秤。现在嘛……”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转而问道：“你上次去清河县调研，感觉怎么样？”
我精神一振，意识到这可能才是正题。我斟酌着词句，把在清河县的见闻，特别是老支书和那些贫困户的情况，择要说了几句，没有刻意渲染，但力求真实。
他听得很仔细，偶尔插问一两个细节。当我提到那碗能照见人影的红薯粥时，他沉默了片刻，轻轻叹了口气。
“发展是硬道理。”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但这个道理，不能只硬在数字上，更要硬在老百姓的饭碗里，硬在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善上。为了数字好看，就在账面上做文章，那是糊弄鬼呢！最终糊弄的是谁？是自己，是老百姓，是我们的事业！”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我的心跳又开始加速，感觉话题正在向核心靠近。
果然，他话锋再次一转，目光重新聚焦在我脸上，变得锐利起来：“你交上来的那份关于乡镇企业经营数据的材料，我看了。”
来了！我屏住呼吸，等待着他的评判，是批评我年轻气盛，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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