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委会出来，杨大山支书陪着我，沿着一条被踩得光滑的石头小径，往村子更高处走去。他没问我要去哪里，似乎早已料到我的行程。
“去看看娃娃们吧，”他走在前面，背影有些佝偻，声音混在山风里，“学校就在上面，不远。”
所谓的“不远”，又是十几分钟崎岖山路的攀爬。终于，在一片相对平坦的坡地上，几间低矮的土坯房出现在眼前。房子比村里的民房好不了多少，墙壁斑驳，窗户上钉着的塑料布在风里哗哗作响。唯一能标识它身份的，是房前一根歪斜的木杆上，悬挂着的一小块锈迹斑斑的铁皮，上面用红漆写着四个已有些褪色的字：坳背村小。
一块凹凸不平的泥地算是操场，角落里立着一个自制的、木头已经发黑的篮球架，篮筐歪斜着，没有篮网。此刻正是课间，几十个年龄不一的孩子在操场上奔跑、嬉闹。他们大多穿着不合身的、打着补丁的旧衣服，小脸被山风吹得红扑扑的，脚上的鞋子各式各样，有的甚至穿着露出脚趾的解放鞋。
我们的出现，让喧闹的操场瞬间安静下来。孩子们停下游戏，怯生生地看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眼神里充满了好奇，也带着一丝山里孩子特有的、对陌生人的警惕和拘谨。
一个穿着灰色旧夹克、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从一间教室里快步走出来，看样子不到三十岁，脸色有些苍白，身形单薄，但眼神很干净。他见到杨支书和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有些紧张地在衣服上擦了擦手。
“杨支书，您来了？这位是……”
“周老师，这是县里新来的林县长，专门来看望大家。”杨支书介绍道。
“林县长？您好您好！”周老师显然有些意外和局促，连忙上前握手，“我是这里的老师，周明。”
他的手很凉，手指纤细，握起来没什么力气。
“周老师，辛苦你了。”我环顾着这简陋得令人心酸的校园，“这里……就你一个老师？”
周明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嗯，就我一个。原来还有个老教师，去年退休了，县里一直没派新的来。现在全校五个年级，七十多个孩子，都……都是我带着。”
五个年级，七十多个孩子，一个老师。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运转的。复式教学？那意味着他可能要同时给不同年级的孩子上不同的课，其中的混乱和艰辛，可想而知。
“能带我们看看教室吗？”我问。
“当然，当然。”周明连忙引着我们走向最近的一间教室。
教室里的景象，让我的心再次揪紧。墙壁是粗糙的黄土，没有任何粉刷，上面贴着一些孩子们画的稚嫩的画和歪歪扭扭的汉字。课桌是高矮不一的长条木板，用石头垫着腿。凳子更是五花八门，长条凳、独凳，甚至还有几块表面磨得光滑的大石头。
光线昏暗，只有窗户上钉着的塑料布透进模糊的光。没有电灯，我甚至怀疑这里是否通了电。
最让我触动的，是黑板。那甚至不能称之为黑板，只是一块用墨汁勉强涂黑的木板，已经斑斑驳驳，很多地方露出了木头的原色。周明用的粉笔，是那种最廉价的，一写就掉渣，在黑板上留下淡淡的、几乎看不清的痕迹。
我仿佛能看到，周明就站在这块模糊的黑板前，用已经嘶哑的声音，一遍遍地向下面那些求知若渴的孩子们，传授着知识，描绘着山外面的世界。而孩子们，就挤在这些破旧的桌椅石凳上，仰着小脸，努力地辨识着黑板上的字迹，眼睛里闪烁着光。
那是渴望的光。
“条件差，让林县长见笑了。”周明的声音带着歉意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
我走到一块石头“凳子”前，伸手摸了摸那被磨得光滑的表面，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传来。可以想象，有多少个孩子，曾坐在这冰冷的石头上，度过他们的求学时光。
“孩子们……上学都方便吗？”我想起了路上那个赤脚跋涉的小女孩。
周明和杨支书对视了一眼，杨支书叹了口气，接过话头：“方便啥啊。近点的村子，走个把小时。像野猪沟那边的，天不亮就得起床，翻山越岭走两三个钟头。碰上雨雪天，根本来不了。很多娃，路上摔了碰了是常事，还有些……走着走着，就不来了。”
他的话，和司机李卫国说的如出一辙。现实，往往就是这样重复而残酷。
“为什么不多请几个老师？”我问周明。
周明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磨损严重的旧皮鞋，声音更低了：“申请过很多次了。可……我们这里太偏太苦，没老师愿意来。偶尔分来一个，待不了几个月，就想办法调走了。”他顿了顿，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笑容，“我是本乡人，师范毕业后回来的。我走了，这些娃……就真没人管了。”
我是本乡人，我走了，这些娃就真没人管了。
这句话，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份沉甸甸的、近乎本能的责任。这个看起来瘦弱、甚至有些文弱的年轻人，用他的坚守，独自扛起了这七十多个孩子启蒙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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