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省长调任省人大的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省政府办公厅荡开了一圈圈无声却剧烈的涟漪。
消息正式公布那天，办公厅里的气氛微妙得能拧出水来。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都复杂难辨，有关切，有同情，有审视，更多的，是一种不动声色的疏离。往日里抢着帮我提公文包、泡茶的小科员，脚步都迟疑了几分；那些见面总是热情洋溢的处长们，笑容也似乎标准了许多，带着刻度。
我坐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窗外是灰蒙蒙的天。手头一份关于全省乡镇企业发展的简报，看了半天，一个字也没读进去。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着，沉甸甸地往下坠。周省长，不，现在应该叫周主任了，他是我仕途的领路人，是我在省府大院最坚实的依靠。这棵大树一动，我这只依附其上的猢狲，该往哪里去？
电话响了，是周主任，现在是他秘书老张的声音，依旧客气，却少了以往的熟稔：“致远，首长让你晚上来家里一趟。”
“好，张处，我一定准时到。”我放下电话，手心有些汗湿。我知道，摊牌的时刻到了。
晚上，我拎着两盒周主任爱喝的六安瓜片，走进了那栋熟悉的二层小楼。书房里，周汝信坐在那张旧藤椅上，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正在看报纸。台灯的光晕勾勒出他侧脸的轮廓，似乎比往日清瘦了些，但腰板依旧挺得笔直。
“来了？”他放下报纸，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我依言坐下，将茶叶轻轻放在茶几一角：“老领导，给您带了点茶叶。”
他瞥了一眼，嗯了一声，没多说什么。气氛有些沉闷。书桌上，那盆他精心侍弄的文竹，依旧青翠欲滴。
“都知道了？”他端起桌上的紫砂杯，抿了一口。
“嗯。”我点点头，喉咙有些发干。
“有什么想法？”他的目光透过镜片落在我脸上，平静，却带着洞察的力量。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老领导，我服从组织安排。”这话标准得近乎苍白。
周汝信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许疲惫，也有些许看透世情的淡然：“组织安排？办公厅是个什么地方，你待了这几年，还没品出味来？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当然，我这棵老树还没倒，只是挪了个地方晒太阳罢了。”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我去了人大，那边环境清静，节奏也慢。是个养老的好地方。”他收回目光，重新看向我，语气变得郑重：“致远，我今天叫你来，是想问你一句，愿不愿意跟我过去？”
我的心猛地一跳。“跟我走？”这三个字，像重锤敲在心上。
跟过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离开省政府这个权力核心，去一个相对边缘的部门。意味着我的仕途节奏将彻底慢下来，甚至可能就此定型。人大的秘书，和省政府副省长的秘书，其能量和前景，天差地别。赵瑞龙那张志得意满的脸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如果此刻选择跟随，恐怕这辈子都要被他甩在身后了。
但另一方面，跟过去，代表着忠诚。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尤其是官场，“忠诚”二字，有时候比能力更重要。周主任对我有知遇之恩，在他“失势”时我若转身离去，落在旁人眼里，会是什么评价？忘恩负义？势利小人？这个标签一旦贴上，未来的路恐怕也走不远。
我的沉默，在书房里蔓延。周汝信也不催促，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仿佛在欣赏一幅需要耐心品鉴的画。
内心两个我在激烈搏斗。一个声音在呐喊：林致远，你的抱负呢？你想做事的雄心呢？去了人大，你还能做什么？另一个声音则在提醒：做人不能忘本，没有周主任，你可能还在政策研究室抄写文件！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
我的指尖微微发凉。我想起刚给他当秘书时，他手把手教我如何撰写调研报告，如何领会领导意图；想起在推动那个棘手的国企改革方案时，他顶住巨大压力，对我说：“致远，看准了的路，就要走下去，不要怕得罪人”；也想起不久前，他期望我能独当一面的眼神……
“老领导，”我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我很感激您一直以来的栽培和信任。”
周汝信的眼神微微动了一下，等着我的下文。
“去人大，跟在您身边，清闲，安稳。”我斟酌着用词，感觉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但是……但是我……”
我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鼓足了勇气：“但是我想做事。”
说出了这五个字，胸口堵着的那块大石仿佛被移开了一些。对，我想做事。我不想年纪轻轻就去一个清闲衙门养老。我来自农村，我知道底层百姓的生活不易，我考入大学，进入机关，最初的梦想，不就是想用自己的能力，为这世界做一点实实在在的改变吗？
周汝信静静地听着，脸上看不出喜怒。
“青云县，”我几乎是脱口而出，那是我之前调研去过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我听说那里的县长位置空缺。老领导，我想下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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