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李秀芝又“偶遇”了于海棠下班，聊起家常，说起自己丈夫单位有个同事，跟何雨柱是朋友，夸他仗义、会疼人。
于海棠听着，脸上微微有些红，但依旧矜持。
王建国从妻子那里听到进展，不置可否。
成不成，看他们自己缘分。
他这么做，一方面是真觉得傻柱该成家，稳定下来对院里也好；另一方面，或许潜意识里，也是想看看，提前拨动一下命运的琴弦，会不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这对他来说，像是个冷静的实验，观察着这些“剧本”中的人物，在稍微改变的参数下，会如何行动。
1961年，就在饥饿、算计、绝望以及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关于男女婚事的隐密期待中，沉重地翻过了最后一页。
四合院的冬日，依旧寒冷彻骨。
但有些种子，已经在冰封的泥土下，悄然改变了位置。
未来会如何生长，没人知道。
王建国只知道，自己还是会像过去一样，冷静地站在岸边，看着这潭水，如何流淌。
至于水中的人是溺毙，是挣扎上岸，还是偶然抓住一根意外的浮木，那与他无关。
他只需确保，自己和家人，不在水中。
1962年的春节，是在一种混合着麻木、微渺希望以及更深层次不安的怪异气氛中到来的。
前一年腊月里棒梗偷鸡引发的风波，像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涟漪很快被更厚重的冰层覆盖，但冰冷的寒意却渗透得更深。
贾家依旧在院里存在着，像一块顽固的、散发着不祥气息的污渍。
秦淮茹每日往返于工厂和家，步履愈发沉重，腰背佝偻得厉害，将近三十的年纪，看上去却像是四五十岁的老妇。
她对院里的一切声响、议论乃至偶尔投来的目光，都彻底失去了反应，眼神空洞得如同两口废弃的枯井。
只有回到那间充斥着病人腐败气息和绝望的屋子，面对婆婆无意识的呻吟和儿子闪烁躲藏的眼神时，那空洞里才会掠过一丝极深的、近乎碎裂的痛苦，旋即又被更厚的麻木掩盖。
棒梗的偷窃行为，在经过韩大爷家丢鸡事件后，似乎收敛了些，至少不再在院里明目张胆。
但王建国冷眼观察，知道这不过是假象。那孩子眼中饿狼般的绿光和得手后的窃喜、被注视时的惊惶与敌意，混杂成一种更危险的东西。
他不再满足于院里零敲碎打，活动范围显然扩大了，回家时间更不固定，有时深夜才溜回来，身上带着胡同深处阴沟或废弃工厂特有的、潮湿肮脏的气味，偶尔还能闻到极淡的、劣质烟草味。
他在迅速滑向胡同里那些真正的“顽主”和底层混混的圈子，那里有更“高效”的弄食手段，也有更致命的陷阱。
王建国毫不怀疑，棒梗迟早会栽在那里面，或死，或残，或彻底变成一个危害社会的渣滓。
但他没有任何提醒或干预的念头。
路是自己选的，也是那个家庭和环境共同铸就的。
他只是叮嘱自家孩子，尤其是半大小子王新平，放学必须准时回家，不许在胡同里逗留，更不许跟棒梗以及他那类人有任何接触。
供应情况相比1961年最绝望的时期，似乎有了一丝极其微弱的松动。
不再是毫无盼头的持续恶化，而是偶尔，在某个节日前，凭副食本可以多买一两芝麻酱，或者粮站突然到了一批颜色不那么可疑的陈年豆子。
这点微不足道的改善，对长期处于饥饿恐慌中的人们来说，不啻于久旱后的一滴雨，虽然解不了渴，却让那种濒死的绝望感稍稍后退了半步。
人们谈论粮食和副食的口气，不再完全是绝望的哀嚎，偶尔会带上一点小心翼翼的猜测和期盼：
“听说开春后，定量能稳住？”
“东北的高粱米虽说拉嗓子，好歹是粮啊！”
王建国从单位内部传达和更高层级的信息渠道，能更清晰地把握这背后的脉络。
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正在逐级消化、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不再只是文件上的词语，开始转化为一些具体的、艰难的纠偏动作。
农村政策在调整，自留地悄悄恢复了一些，集市贸易在严格管控下有限度地开闸。
工业领域的“关停并转”和城市人口精简，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和阻力后，也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他所在的技术部门，虽然核心项目受到保护，但也感受到了压力，一些配套的、非关键的研究被暂停或压缩，个别富余的行政或辅助人员，名字悄悄从名单上消失了。
每次开会，领导脸上的凝重和话语里那种顾全大局、分担困难的意味，都让会议室里的空气变得更加稀薄。
王建国自己，则因为过硬的技术能力和在关键项目上的不可或缺，位置依然稳固，甚至因为一些老同志的“退居二线”或“支援地方”，肩上担子更重了些。
但他没有丝毫得意，只有更深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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